第1个回答 2022-07-15
我们知道，唐代宦官专权，相较于其它朝代更为严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之宦官，其势十倍于汉、宋”。而我们回顾 历史 就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与当时的文臣武将的不堪重用有着很大的关系。仔细分析一下唐朝的各方势力，宦官的崛起，本质上是皇帝出于平衡政治的需要，是皇帝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
在任何朝代，武将都是受猜忌比较严重的对象，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武将的信任降到冰点。高仙芝听说封常清在前线失利，就退保潼关，况且他有忘恩负义和贪财的前科，这时候还有侠肝义胆的哥舒翰为候补，朝廷怎能不怀疑高仙芝的忠诚度？哥舒翰借手握兵权之际诬陷忠臣安思顺，他虽没有听取部下“清君侧”的建议，但是强行吞并灞上军、擅杀杨国忠的部将，在朝廷看来不明显有不臣之心了吗？唐玄宗只有让他出关作战，以化解随时可能发生的兵变。
安史之乱平定还未彻底平定，皇帝开始迫不及待处理武将，但是这些武将纷纷拥兵自重。来瑱面对皇帝的调令，竟然暗示部将上表请求留任。 李光弼面对京城沦陷竟然按兵不动，还擅自带兵回徐州拒不入朝。仆固怀恩养寇自重，他感觉朝廷偏袒河东，就坐看京城沦陷；朝廷欲解除兵权，他就与河东兵戎相见，失败后又引外军准备打关中。 郭子仪始终让皇帝缺乏安全感，儿子郭暧“醉打金枝”，唐代宗以“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和解，这不是皇帝心肠好，而是不敢把矛盾公开化。对于这些动不动就要拥兵自重、耀武扬威的武将，哪个皇帝还敢再轻易信任？
唐朝本身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前期诸王的权力非常大，李世民又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李渊只好不断生孩子来给他添堵。武则天对李姓宗室严密监视并大肆屠杀，大臣仍然帮助他们获得了最高权力，武则天的身体很快垮掉。李隆基也是靠发动政变当上了皇帝，使得他对宗室防范更甚，让儿子们住进了别墅级的牢房——十王宅、百孙院，宗室诸王都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最终还是被太子李亨夺了皇位，过上了悲惨的晚年生活，此后皇帝大都把诸王集中安置，终唐之世没有变化。
唐肃宗眼看着建宁王和太子的关系，就像李世民和李建成一样，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重现，最终促成了建宁王被杀的悲剧。但是，唐朝仍然没有摆脱宗室相残的诅咒，张良娣想拥立越王李系，太子李豫与李辅国合作保住了皇位，唐肃宗在重病期间被吓死。对于有争夺皇位传统的宗室，皇帝对他们更加严密防范，即便是这样，唐顺宗在位不足200天，就被儿子逼迫禅位，最后不明不白的死去，唐人小说《辛公平上仙》被高度怀疑是描写顺宗被杀的隐事。唐宪宗把十王宅、百孙院被合称为“十六王宅”，诸王连自己的生活都需要仰仗家奴，彻底斩断了宗室作乱的萌芽，李唐皇子从此“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夫不异”。
外戚对李唐开国的贡献十分大，因此唐朝在外戚问题上先天不足，皇后常常干涉朝政，外戚把握中枢大权。李世民曾打算立最贤能的蜀王李恪为太子，因长孙无忌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太宗在长孙皇后死后十几年都不立后，根本上是不敢和长孙氏的势力决裂。高宗初期，长孙无忌是帝国的权力核心，他凭空生出一场大案，把反对派一网打尽，高宗替自己的哥哥妹妹求情都不给情面，后来高宗与武则天达成政治联盟，才消灭了长孙氏的势力。高宗驾崩后，武氏外戚势力迅速崛起，武则天不仅改朝换代，还大封娘家人为王侯，他们为了谋夺继承权无所不用其极，唐朝的外戚势力走向了顶点。
李唐光复后，武氏势力尚存，韦皇后大力提拔韦氏家族掌握实权，形成武韦专政集团，唐中宗不仅被带绿帽子，还被毒杀。唐玄宗开始对外戚防范甚严，王皇后因干预政事被废，之后他就不立皇后，并分离了外戚的政治权力，但是宠幸杨贵妃就不好了，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不立皇后的现象频频出现，外戚势力由此被强力压制，尤其在唐宪宗之后，许多后妃的出身都不太高贵，也就没有了强大的外戚势力。即使是“七朝五尊”的郭太后，出于皇帝的压制和自身的谨慎，郭家势力不可避免走向衰落。
文官是治理国家的主力，王朝更需要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但是有的文臣为子孙后代谋利，不愿意为国家尽力。裴炎被高宗任命为顾命大臣，不愿与韦玄贞分权，就联合武则天废黜唐中宗，导致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宰相张柬之等人虽然光复李唐，但是唐中宗不得不防止大臣逼宫之事重演。唐玄宗对权力的占有和分配都非常敏感，他当政的前期，宰相从来没有干长久的，后期就有点管不住了，李林甫大权独握，弄得朝纲紊乱，又使安禄山势力坐大；杨国忠专权误国，让盛唐瞬间化为乌有。
安史之乱后，一些文臣的品节着实让皇帝失望。宰相元载曾帮助唐代宗铲除权宦，但此后日益跋扈，并且四处贪污，朝堂上因此乌烟瘴气，最终被赐死狱中。德宗重用的文臣一个比一个坏，卢杞排挤忠良，酿成朱泚、李怀光叛乱，长安一度沦陷到叛军手里；裴延龄弄术造假的手段空前盖世，到了唐宪宗时期才被彻底揭穿；白志贞大肆收受贿赂，任由纨绔子弟在神策军吃空饷，德宗在危难之际竟招不来一兵一卒，大唐天子彻底颜面扫地，彻底撕碎了皇帝同文臣之间脆弱的联系，而文臣不可轻信的情况，成了唐德宗在位后期的一个真实写照。
重用武将，现有的藩镇已经很头疼了；重用宗室，说不定又来一次政变；重用外戚，可能会再出来个武则天；重用文臣，佞臣把大唐坑得够惨了。在皇帝看来，只要是“带把儿”的，都首先考虑家族的利益，于是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
首先，宦官与皇帝感情深厚。宦官与皇帝朝夕相处，所以很容易得到皇帝异乎寻常的信任，他们比大臣更了解皇帝，甚至与皇帝进行不为人知的沟通，他们甚至可以利用皇权影子的身份，为皇帝干脏活。李辅国敢逼压唐玄宗、监视百官，都是唐肃宗的纵容和默许；程元振、鱼朝恩等人诬陷功臣名将，根本上是唐代宗有意削弱藩镇的“白手套”。
其次，宦官没有篡权的动力。这是最关键的，宦官没有有传宗接代的能力，是被鄙视的群体，说好听点是宫廷内侍，说难听点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根本没有当皇帝的资格。宦官即使能权倾天下，也得不到别人内心的尊重，面对藩镇和士人的压力，宦官集团虽然并不忠于哪一个皇帝，对其真有身为“家奴”、甘愿被生杀予夺的自觉，但不得不忠诚并竭力维护大唐王朝的社稷。
因此，从唐玄宗开始，唐朝皇帝就有意扩大宦官的权力，安史之乱爆发后，宦官的权利迅速膨胀，并不断制度化：唐玄宗让宦官在朝廷内监督官员，在朝廷外监督武将；唐肃宗把宦官引入中枢来巩固皇权，并大力强化宦官监军制度；唐代宗虽然强力震慑宦官，但又不得不保留宦官制度；唐德宗不仅把宦官监军制度化，还把神策军交给了宦官；唐宪宗再次加强宦官兵权，又给了宦官枢密使权力，朝廷内部形成了两中尉和两枢密的“四贵”，唐朝已正式进入了宦官政治。
唐代宦官曾有过种种劣迹，但面临外扰内乱、各种矛盾尖锐、皇权衰弱的情况下，宦官作为皇帝的心腹和助手，对维护中央权威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皇后以越王李系谋乱，李辅国帮助太子李豫消除了登基的阻力，避免了又一场皇室内乱；唐代宗出逃陕州，各地藩镇按兵不动，只有宦官鱼朝恩率先领军保驾；奉天之难中，文臣武将相继失节，只有宦官霍仙鸣、窦文场等人随行唐德宗护驾。由于顺宗身体原因和政局变动，俱文珍积极拥立背景雄厚的宪宗皇帝；吐突承璀图谋另立太子，王守澄先下手才保住了穆宗的皇位；唐敬宗遇害，王守澄等拥立更有资格的江王李昂，防止宫廷政变进一步扩大。
在地方上，唐中央在叛服不常的跋扈藩镇派驻宦官监军，他们尽管不能施展全部职能，但它仍是中央统治的象征，构成了中央与藩镇联系的桥梁。而在中央政令所及的藩镇，监军则能以“常驻大使”的身份，忠实贯彻皇帝旨意，起到“监护统帅，镇静邦家”的作用。另外，当藩镇发生军将逐帅、藩帅病重或亡故等重大军情，监军把这些信息及时上奏，成为朝廷了解藩镇的另一条通道。
同时，宦官内部也存在残酷的斗争，更需要获得皇帝的支持。唐朝开始专权的几个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俱文珍等人，都是皇帝通过分化、打击把他们整掉。对皇帝而言，文臣未必比宦官更值得信任，宦官根本不需要彻底铲除。唐文宗只会死读《贞观政要》，完全不懂朝堂平衡之道，在关键时刻意志不坚定，几乎让宦官成了断线的风筝，幸好接下来唐武宗与李德裕巧妙配合，宦官的势力大有被连根拔起的势头。唐宣宗明察秋毫，让宰相与宦官相互制约，在他当政期间，宦官们各个低调守法。
当朱温把宦官被杀光之后，后宫里再也没有那些不男不女的声音，朝廷内外一时称快，宦官干政问题终于彻底搞定，但是唐朝不久就灭亡了。宦官做为一种毒瘤，并没有寿终正寝，朱温一朝之后，割据一方的藩镇自立为帝，内部时常发生武将夺位的情况，宦官集团再度崛起。
后唐李存勖对功臣宿将多有猜忌之心，加上宦官张承业品行难能可贵，还辅佐自己成就霸业，让李存勖觉得还是宦官忠心，于是他让宦官担任诸司使或充作藩镇监军，后唐的宦官势力与唐末没什么不同。后晋石敬瑭当了“儿皇帝”后虽推诚以安抚藩镇，但各地仍不服，武将叛乱频发，弄得石敬瑭对士人极不信任，他又像后唐那样重用宦官，使宦官势力重新抬头。
南汉刘 认为文臣武将都有可能谋反，不如无后的宦官值得信任，使得宦官的势力到了滥觞的地步。刘鋹干脆采取“欲当高官，必先自宫”的政策，弄得满朝皆是无根之人。前蜀王建对文武大臣更不放心。他为了制衡文武大臣，把军政大权交给宦官唐文扆。他担心太子将来镇不住文武元老，不得不让宦官宋光嗣掌握军权。
可以看出，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情况下，宦官是皇帝对抗文臣武将的一股势力。宦官既没有 社会 地位，又没有后代，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来于主人，只有主人在，他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宦官集团成了半瘫痪朝廷的保护者。宦官干政虽引起皇帝的不满，但不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因为既投鼠忌器，又得不偿失，皇帝只能在宦官内部借力打力维持权威，当唐昭宗在藩镇的帮助下铲除了宦官集团之后，大唐也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