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共军方面没有专门的狙击手，但是很注重培养“神枪手”。
刘伯承曾指示：“要教地方部队爱护武器，要培养特等射手，造就一枪一敌的神枪手。麻雀战，除政治坚定、地形熟习外，就靠射击准确。辽县刘二堂神枪手的故事，要到处宣传鼓励仿效。”这个“刘二堂”在彭德怀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刘二堂的枪百发百中；敌人“扫荡”时，每次都被刘二堂打死人马和指挥官；因此，敌人恨之入骨，等等。
类似的神枪手还有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杨长顺、金维三、孙存余，等等。比较有名的有吴德胜、宋岭春，据说这两个人都用步枪击落过日本飞机，似不太可信。资料称，吴德胜是老红军，在平型关战斗中击毙日军37人，其中有5人是军官。
八路军神枪手的步枪是反复挑选的好枪，而且经过多次校验，往往配发比普通战士更多的子弹，一般人带弹3-5发，神枪手往往可以有40-50发，他们主要射杀日军的军官和机枪手。如，1945年7月，在攻打高密县墩上日军据点时，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二营六连的张兴来在近10个小时内，用30发子弹，击毙日军指挥官和机枪手20名。
经过考证，八路军比较有名的射杀是日军的吉川资少将、常冈宽治中将（重伤），据说常冈宽治中将是被新中国开国将军彭清云少将一枪击中的。
狙击手（神枪手）的神奇表现，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假如一人就可射杀几十个鬼子，对培养点狙击手，那点鬼子不够打呀！这是对狙击作战的误解。
分析现有的狙击战例，可以发现这种作战形式有很多因素制约，导致狙击作战没有在抗日战场上取得决定性战果： 二战期间苏军一名女狙击手射杀了近300名德军士兵，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功劳。在她的周围，有无数的普通苏军战士、坦克、大炮稳定了战线，否则，如果挡不住德国的装甲集群，她除了撤退就只有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志愿军的张桃放芳也是一样，他也是依托了稳定的战线。
在抗战时期，无论是国军还是共军在日军空军、炮兵、战车、毒气的攻击下，战线很难稳定下来，尤其是在大部队交战时，在双方猛烈的对射火力之中，少数狙击手的几只步枪火力并非决定性的，因此，战果就不特别显著。 在战线不稳的情况下，需要有灵活的战术发挥狙击的威力。比如，苏芬战争期间的滑雪板狙击手，斯大林格勒巷战、搁罗兹尼巷战中的双方狙击手，“麻雀战”中的神枪手，等等。分析这些成功的狙击作战，有两个基本要求：
其一，要求狙击手比狙杀对象更强的机动能力；
其二，要求狙击手有涉险攻击的主动精神。
然而在抗战期间，国军主动攻击精神不足，分兵能力、机动能力差，这导致了狙击作战没有取得决定的作用。
而共军忌惮日军对中国民众的报复性屠杀（如，在击毙吉川资少将之后，日军报复性的屠杀了附近村庄80多人），因此，八路神枪手的威力在反扫荡期间的作用更大。从实际效果看，日军、德军对平民的报复性屠杀是遏制游击战比较有杀伤力的做法，八路军在作战时不仅要考虑打击鬼子，还要考虑掩护群众转移，因此，类似《亮剑》、《杀虎口》中不经请示单独出击要挨批评的情节，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架小小的瞄准镜，对于狙击手是不可缺少的装备。没有瞄准镜，步枪可以精确射击的距离不超过三、四百米，有了瞄准镜可以达到六、七百米，其间三、四百米的距离差是非常致命的。
在三、四百米内射击，狙击手时刻处于敌人大量步枪的射程内，在撤离时有一分多种的时间暴露在敌人的回击火力之下，想全身而退相当困难。因此，八路的“麻雀战”往往要依托特殊的地形（如，山地）、地物（如，青纱帐）。
国军装备虽然比共军好，但是专业狙击步枪对于国军来说也是奢侈品。前面说的那个德国援助建设的军用光学设备厂，即便在南京陷落前搬迁到了大后方，估计也会面临原材料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产量也不会大。在没有瞄准镜的情况下，国军的射手在三、四百米内与日军对射并没有任何优势。 抗战时期，国军除了没有专门的狙击装备，子弹也很紧张，“抓壮丁”、扰民、军官体罚士兵、吃空饷等做法也极大的影响部队的士气，必然导致训练水平不足。
八路方面子弹更是匮乏，不过，正因为八路方面条件艰苦，因此更强调射击技术训练。据老八路说，当时进村驻扎之后，先帮着老乡干活，然后就练瞄准、练拼刺，举枪一瞄就是一两个时辰，当地的大姑娘、小媳妇、小孩子都围着看。早期那些神枪手大多是长期从军（如，吴德胜）、或在入伍之前就有打猎等方面的经历（如，杨长顺以前打过兔子），后来，在延安及各解放区都组建了教导队，专门训练神枪手，前面介绍的金维三就训练过700多名民兵。这样的训练虽然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距离，但经过训练的战士在实战中往往成长的很快。有专家统计，共军毙伤一名日军消耗子弹30发、手榴弹7颗，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本质上说，部队的战斗力和带队长官的水平、素质有直接关系。
归纳中国狙击手们在抗战中表现，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逊色。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装备，并且由为人民服务的长官领导，日本鬼子在中国的伤亡起码要增加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