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6-15
诞生于鲁国的儒学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由近及远、由共生而至独尊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儒学的影响主要还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直到汉武帝时期，经董仲舒之手，儒学才实现新的整合，从而走上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东汉时期，儒学已经传播到今日中国版图的绝大部分地区。
儒学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传播到华夏各地，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本身具有开放性的学术品格，能不断吸收各个学派之长，从而得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广泛认同。
任何思想文化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即特定的空间与时间。而只要这种思想文化具有存在的价值，它就会随着自己的载体——人的流动而四处传播。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皇期，先是南老北孔，对垒互峙，并开始对流传播，从而引出战国时期春雷一声万绦齐绌于广野的“百家争鸣”局面。数以千计的学者仆仆于列国间的道路上，辩诘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讲坛中。其中尤以齐国的稷下学宫最负盛名，它成了当时各种思想学术流派通过辩诘而交流的神圣殿堂。儒、法、道、阴阳、名、兵等各家从天南海北荟集于齐国，形成了空前的思想学术的交流与融合。在此前后，孔子周游列国，墨子止楚攻宋，庄子北上定居南华山下，三晋法家参与列国变法，孟子、荀子活跃于诸侯国的君主、权臣之间，而纵横策士们更是纵横捭阖于战国的王廷，“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如此交流和争鸣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使儒学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大量吸收其他众多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自己更加涵盖广博，丰瞻富丽。
自从孔子在春秋末期的鲁国创立儒学以后，这一学说即以其仁、礼互补的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和人格理想吸引越来越多的学子。据李启谦《孔子弟子研究》一书考辨，在可考的117名孔子弟子中，除了齐、鲁、卫等相当于今之山东地域的人士外，还有秦国秦祖等4人、陈国子张等4人、宋国司马耕等4人、晋国子夏等3人、楚国公孙龙等3人、吴国子游等2人、蔡国曹�等2人、燕国颜高1人。这些非齐鲁的孔门弟子自然成为其所居地区儒学最初的传播者。孔子周游列国14年实际上也是在更广阔的空间传播儒学。到孔子晚年，儒学已经在今之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安徽、湖北、江苏等地得到了初步传播。战国时期，经过曾子、子夏、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后学的发扬光大，儒家学派更是蔚为大观，其学理的博大恢弘，门徒的众多显赫，影响的广远深刻，都超过了春秋时期。近年湖北郭店、张家山等地楚简的发现，说明儒学在长江中游广大地域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的主要传播地域还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重点仍然是齐、鲁、卫等诸侯国。这表现在，在现有记载的孔门弟子中，齐、鲁、卫之人就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在战国时期的儒生中，齐鲁之人也占了绝大多数。而在这数以百计的儒生中，顶尖的大师基本上都出自齐鲁。荀子虽然是赵国（今山西）人，但他的学术思想却是在齐鲁土地上孕育、产生、发展和成熟的。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齐鲁，最后又长眠于齐鲁大地上。可以说，是齐鲁文化培育了荀子，铸造了他思想和学术上耀眼的业绩。
秦王朝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统一了文字，又将以儒生为主体的70多位博士荟聚到咸阳的宫廷，大大便利了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儒学的传播。然而，由于秦王朝力图以法家思想为主轴实现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并不惜以“焚书坑儒”的惨烈手段打击法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学术流派。由此大大激化了秦王朝与广大知识阶层的矛盾，成为它灭亡的原因之一。刘邦打着“反无道、诛暴秦”的旗号推翻了秦朝，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对法家思想的一次大批判，由此迎来了西汉初年诸子余绪的一度活跃。除了墨家以外，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术流派都有代表人物出来活动。它们一方面互相斗争，一方面又吸收对方的理念与方法，并按照社会的需要进行自我改造。刘邦对各种思想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曹参等人则在刘邦死后将黄老思想推尊为政治上的指导原则。此时的黄老尽管打着黄帝与老子的旗号，但实际上是老子学说在吸收法家、儒家思想后创立的新道家。儒家思想则在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广泛吸收法家、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的学说，实现了不同学派的新的整合，经董仲舒之手，将先秦儒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而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可以替代黄老思想的新的思想武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大大加速了儒学传播的步伐。在《史记·儒林传》、《汉书·儒林传》记载的秦与西汉时期的230多位儒生中，非齐鲁籍者已占到一半左右。尽管齐鲁作为儒学重镇的地位依然保持着，但在儒生的总量中所占比例已大大下降。以前儒生很少的长江中下游和没有儒生的珠江流域，也有儒生名列《儒林传》中。这说明儒学正在向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传播。特别是相当于今之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区的儒生大量增加，其中地处中原的河南籍儒生占了总数的1／6左右。尤其重要的是，非齐鲁籍的儒生中涌现出董仲舒、韩婴、毛公、龚胜、鲍宣、赵绾、严彭祖、刘向、刘歆、戴德、戴胜、夏侯胜等在儒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大师，说明儒学的重心正由齐鲁向中原和京师转移。
在东汉王朝统治的近200年中，由于统治者“以经治国”的思想更加明确，从儒生中选拔官吏的制度更加规范，以太学为中心的各级各类教育更加发达，在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的情势下，儒学自然加快了向全国播扬的速度。在《后汉书·儒林传》等史籍记载的近百名儒生中，其地域分布较西汉有进一步的扩大。东汉时期儒学已经传播到今日中国版图的绝大部分地区，其对荆楚、巴蜀、吴越、岭南等地区的影响较前大大增强，从数量分布看，齐鲁籍儒生所占比例较西汉时期又有所减少，仅占1／3左右；其他地区儒生的数量则大大增加，如河南籍儒生占了1／3左右，与齐鲁相伯仲，关中籍的儒生也超过总数的1／10，尤其是巴蜀地区儒生的数量较西汉时期成倍增加。在非齐鲁籍的儒生中，涌现出比西汉更多的大师级人物，陈元、范升、郑兴、桓荣、李育、贾逵、马融、杜林、服虔、许慎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表明，齐鲁儒学在先秦和西汉时期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而这又恰恰说明，至迟到西汉末年，特别是东汉时期，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地位已经确立。经过700多年的不断传播，儒学已经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它的浓荫已经覆盖广袤的华夏大地。
诞生于鲁国的儒学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并在西汉中期被确立为统治思想，而在东汉时期又传播到华夏大地的几乎每个角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儒学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博大精深、影响广泛的学派。又经过秦朝和汉初八十余年儒家学者的整合、改造、创新，遂发展成为势力最大、最具生机的学派，有着其他学派不可比拟的优势。比如它拥有一批经过整理的思想资料《易》、《诗》、《书》、《礼》、《春秋》、《论语》、《孟子》、《荀子》、《孝经》等。它又拥有一大批学识渊博、声望卓著的学者，他们或跻入庙堂做官从政，以自己的学识为统治者服务；或固守学派的营垒，聚徒讲学，全力延续儒学的香火；或努力整合，立志创新，对传统儒学进行精心改造，大大扩展了儒学的影响。经过数代儒家学者的改造创新，特别是经过董仲舒大手笔的精心整合，儒学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赢得了汉武帝的青睐。于是，通过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热烈拥抱，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推上了主流意识的宝座。这其中，太学的建立、经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从儒生中选取官吏制度的确立，无疑加速了它的传播。
其次，经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既保留了原始儒学的仁、礼互补的基本精神，又广泛汲取了其他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最为理想的意识形态，对稳定和巩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这样，它既能获得统治者的垂青，又能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是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例如，儒学倡导大一统，鼓吹“内诸夏而外夷狄”，反映了中华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蕴涵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儒学倡导尊君爱民，鼓吹等级秩序，“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找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特别是儒学倡导的三纲五常伦理学说，给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映了中国宗法农业社会中君主、臣僚和百姓对伦理道德的认同。儒学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和博大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方面，它要求对百姓实行“仁政”、“德治”，肯定“汤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一方面又提倡“仁爱”、“立人”、“达人”和“推己及人”，要求以“爱心”和“亲情”建立“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学还倡导“尽人力而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颂扬独立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识。儒学还一直重视教育事业，不少儒生不论做官还是为民，都不放弃聚徒讲学。这一切对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再次，儒学还具有开放性的学术品格。从其产生那天起，儒学就不断地从历史和现实中吸纳知识与智慧，“礼失而求诸野”，还不断从异质文化，“夷狄文化”中吸纳知识与智慧，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儒学不是一个自满自足、僵化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与时俱进的奋发进取意识的开放性学派，因而能够紧跟时代，不断增强对社会和人生需求的适应能力。还应该指出，儒学同时具有实践性和普及性的品格。它没有故作高深的玄理，也不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它的政治经济思想、伦理道德情操、人生价值理念，都是用比较贴近百姓生活的语言和司空见惯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且润物细无声般渗透到人们的身心之中，融化到人们的血液里。
显然，统治者政策的引导，“禄利”的启诱固然是儒学在两汉时期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但儒学本身所具有的较其他思想流派不可比拟的优势则是其迅速传播的更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