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勤求古训 师法前人悟发新解 金师常云：习一艺欲其工，当先穷其源，顺流而下，初似难而后则易，反之，初似易而后则难矣。中医之源，《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本草经》是也，犹儒家之四书五经，必须熟读背诵，而胸中方能自有定见，其后再汲诸家之说，是非之处，可不为其惑。昔孙真人初不重仲景之法，治伤寒病多不应手，后宗伤寒治法，始叹“仲景特有奇功”。故业医者切当以读书为本，古往今来，医书汗牛充栋，不可胜数，皆前贤之经验，可资借鉴。读书务求四要，要勤、要精、要博、要贯通，需博览与精读相辅，背诵与理解合参。既要集众家之长，又要独立思考，善作分析，而后优柔冰释，怡然理顺，含英咀华，卓然自立而不阿。金师常年来集诊务、任教、编著于一身，犹手不释卷，除精读五部经典和许叔微《本事方》外，博览历代各家学说、西医基础理论和临床书籍，旁涉中外文、史、哲、艺，奠定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文学基础。现虽年事已高，诊务繁忙，然读书之癖尤浓于当年。经五十年学习及临证之反思，更注重基础医学的学习和探索，精研经文，兼收并蓄，以自己之见解再指导于临床。金师认为：对经文及古籍所述之言，当执严谨之学风，必先深入、全面理解其正确含义，收集诸家评说，经自己思考、分析，方可作出学习结论，切不可望文生义，一知半解，妄从前人之言而误己误人。有些医理，是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反复推敲或临床验证，方能真正理解，正确认识。此即我们业医者对祖国医学钻研、继承、提高、完善所要肩负的重任。
如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论及之“脾约”病，虽历代医家已有定论，认为其病机乃一为胃中邪热盛，脾家津液少之胃强脾弱；一为脾旺升津太过，胃燥复感邪热之脾胃俱强，导致脾为胃行其津液之功能失调而成大便燥结。治疗方药均用脾约麻仁丸。金师在深究古意的基础上，通过长期临床观察，提出脾约病非仅外感热病有之，内伤杂病亦有之的新见解。认为其病机因于脾气过胜，升散太过，输津超常，而引起胃内津液不足。胃失滋养，受纳失司，故症除大便难外，每有显著不欲食或虽食不甘、强食乏味症状。由于食量日减日约，导致体内水量需求不足，津液日耗日少。因是一个慢性失津过程，故此类患者多在一段时间内不为食减而使精神萎顿，此为燥盛独盛脾强胃弱之脾约的特征(相当于现代医学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治疗上虽亦用润剂麻仁丸主之，但外感之脾约剂量当大，每需服20丸许方能见效；而内伤之脾约剂量需小，一般每次5丸至10丸即可，每治辄愈。金师曾治一颀瘦老翁，不思饮食已年余，三餐量极微，食不知味，甚至少食一餐亦无妨。终日不知饥饿而精神不衰，且健谈，吸烟品茗均无异，舌脉如常人。以内伤脾约治法取之，七日食而知味，餐量已如常也，大便通而不泄。金师研学经典，每每精细如此。曾对笔者引章学诚《文史通义》之言：“凡能与古为化者，必先于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则入古不深，不深则不能化。……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 金师认为辨证施治作为中医理论体系之精华，从古至今，倍受医家推崇，其优越性自不可没。然作为中医，特别作为现代之中医，决不能侧重辨证施治而忽略、轻视了辨病论治之重要性，亦不能认为唯西医方言辨病治疗，长于专病专方专药。时下众医皆谓仲景之《伤寒论》开辨证施治之先河，其实，纵观伤寒，可知其中并无辨证施治之语，此仅为后世诸医悟其无字之书而奉之。事实上，仲景无论在《伤寒论》或《金匮要略》中，都主张在辨病之中注重辨证，把专病专方专药和辨病辨证论治紧密结合起来。《伤寒论》即是先示人辨病，再辨证、辨脉。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仲景是在示明“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之太阳病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再通过辨证分别出本证三型之不同及各自兼证、传变之不同。《金匮要略》的最大特点是辨病辨证合参论治。对虚劳、呕吐、腹满、下利等症仲景着重辨证论治；对百合病、阴阳毒病、血痹病等仲景侧重辨病论治；而书中运用更多者，则是辨病和辨证相参的诊疗方法，诸如痉病、疟病、胸痹、肺痈、寒疝、消渴、水气、黄疸等等。可见辨病论治绝非西方医学之特有，它也是中医学的基本思想。病者、本也；证者，标也。有病方有证，“不能辨病，焉能辨证”。辨病之中即寓辨证之法。
何况，随着日新月异发展之现代医学的不断冲击和渗透，单纯运用中医辨证方法，已不能满足社会、患者对现代中医诊病的厚望和需求。临证中，不乏一些拿着“三阳”及肝功能异常、胆固醇、甘油三酯偏高，尿蛋白异常报告单而暂无自觉症状的就诊者。诸如此类“无证可辨”的乙型肝炎、高脂血症、慢性胃炎患者，现代理化检验指标成为唯一的疾病指征。这种新时期下的新情况，使传统的中医诊疗方法面临了新挑战，增添了新内涵。金师认为，如何将中医宏观辨病辨证和西医微观辨病辨症有机结合，从生理、病理、病因、诊断、治疗、药物诸方面融合中西医之不同观点，以深化对疾病本质认识，提高临床疗效， 实不失为加速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对于推动建立在辨病辨证论治基础上的祖国医学向具体化、客观化、标准化方面发展，对于促进中医西医在理论上的互相交流和渗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辨病辨证相结合是目前临床必须推广运用的诊疗方法。 金师治病重视脾胃的观点，源于《内经》，并深受许叔微、李东垣、薛己等医家的影响。脾胃为后天之本，水谷之海，五脏六腑非脾胃之气不能滋养；气血津液非脾胃之气不能化生。故东垣奉“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立斋尊“胃为五脏之本源，人身之根蒂”，而金师尤重脾胃对元气的滋生作用。认为元气虽然禀受于先天，由先天之肾精所化生，且遣藏于肾，但必须依赖后天脾胃精气的不断滋养才能不断发挥其作用，而二者之间，脾胃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起着决定作用。盖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 非先天之精气，无以立形体之基；非后天之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但先天之精血本身，禀受父母之后，也依赖于后天水谷的滋养培充，才能逐渐强盛。故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不足者，但得后天精心培育，或可补先天之虚而强壮。而后天之不足，若不得重新恢复其运化、滋养之功，则非但脾之气日渐日衰，即使先天强盛之精血，也会因失于水谷精微的调养、充实而虚弱，导致元气的匮乏。
金师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同人体元气的强弱密切有关，此即《内经》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元气在人体中的防御作用，决定于元气的是否强盛；元气的强盛与否，又决定于胃气的是否强盛。因此，除脾胃本身的病变可影响元气的化生外，凡病者，必有正气水足，也必有不同程度的脾胃功能不足。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一也。既病之后，病轻者忧其病重；病重者虑其折寿；病危者惧其命亡，担忧、思虑、惧怕之心常常悬于心中，而此又最易损伤脾胃之气，使本已不足的脾胃之气乃及元气不能修复或进一步耗伤，导致疾病向纵深发展变化，因此，如何截断疾病的发展、变化，关键亦在脾胃之气的复旧。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二也。治疗疾病之药物多数情况下首先入胃，除加重脾胃的受纳运化负担外，其药物的偏胜之性和副作用，首当其冲的影响脾胃。如苦寒之品易败伤胃气；滋补之品易粘滞胃气；香燥之品易劫夺胃阴；温热之品易燥灼胃阴；诸多西药也最易引起脾胃功能之失常等等。故如何尽量避免和弥补治疗过程中对脾胃的伤害，对疾病的转归具有重要意义。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三也。药物入于胃中，必须通过脾胃的受纳、运化、转输才能作用于患处，从而发挥其治疗效能。若脾胃之气不足，则其转输药物功能必会减弱，而使药物不能发挥出应有效能，故脾胃之气的正常与否直接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凡病有脾胃之气不足者，不论在病初、病中、病末，均当在首先考虑祛除致病因素的同时，及时、正确地弥补脾胃之气的不足，以利药物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疗作用。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四也。凡此种种，可以李中梓一喻概之“胃气犹兵家之饷道，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
金师言：治病当重脾胃之观点，绝非我所创，前代名贤已有诸多精妙论述。祖国医学渊源流长，几千年来形成了许多流派，如伤寒流派、河间流派、攻邪流派、丹溪流派、易水流派、温补流派、温病流派等等，而吾独宗脾胃者，并非摒弃其他各种治疗方法，而是经过五十年临证的深刻体会，其中有经验，有教训，也有自己的探索，领悟到了脾胃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对疾病发展、变化的重要意义。经过临床运用，体验到治疗中处处顾及脾胃之气所能收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基此而发，基此而论。
本着治病当重视脾胃之气的观点，金师在治疗过程中，除了运用治疗疾病所需药物外，每多注意兼顾调治中州的运化功能，并擅长运用理、消、和、养、补诸法调理脾胃。理者，即以异功散、六磨饮子、香砂六君丸等调畅脾胃运化功能；消者，即以保和丸、枳术丸、木香槟榔丸等消导积滞，健运脾胃；和者，即以半夏泻心汤、逍遥丸、左金丸等和理脾胃、复常升降；养者，即以参苓白术散、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摄养脾胃；补者，即以人参养荣汤、十全大补汤、归脾丸等补益脾胃、调养气血。特别注意并擅长慢性病康复期的脾胃调理。随师临证，确见金师能娴熟恰当地运用是法诸方，常常左右逢源，效如桴鼓。
五、谨守病机 治学崇尚醇正和缓 金师治学崇尚醇正和缓之法。醇正者，即精一不杂也。宗旨在于“义理之的当，而不在药物之新奇”，即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平庸之举，亦非泥于古方而治今病者。“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治法虽多，对证则一。故凡治病之道，必确知为寒，则竞散其寒；确知其热，则竞散其热；一拨其正，诸证尽除矣。故《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景岳全书》)。醇正之意即诊病施治贵于精一。金师的醇正思想又和他主张的“和缓”治法紧密联系。金师曰：疾病虽然纷繁，然不越三因。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即和法也，缓治也。治病去其五，良药治病去其七，亦即和法也，缓治也。临证之际，金师以其扎实的医理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每每临事不惑，谨守病机，知常达变，以看似平淡之方，获取神奇之效。曾有一奉贤农妇，自初孕起左乳即随月异常膨大。求诊时，孕近七月许，患侧乳大下垂几近于脐，比右乳约大二倍许。曾多处诊治，其症依然。外、妇科均莫名其因，惟主手术切除。闻名前往求治，诊脉滑，应指明显，舌苔舌质无变化，细询全身无任何不适。 金师云：乳房属胃，乳头属肝。今孕后阴血聚而养胎，胃失滋润，燥气偏旺故也。宜泻胃经偏盛之气，玉女煎可为之。遂拟处方：生石膏30g(先) 生地黄12g 川牛膝10g 肥知母10g 麦冬6g。7帖。复诊已是左乳膨大略收，续服玉女煎原方。 一月许复诊，左乳已退缩至略大于右乳，如期平安分娩。玉女煎，见于《景岳全书·新方八阵》卷五十二方，原治阴虚胃热之烦热口渴，头痛牙痛，吐血衄血之平常之证。金师抓住阴虚胃热之义理，异病同治，使孕后巨乳之罕见症霍然而愈。又有八院一护士，腹胀一年余，胀甚则腹大如鼓，胀急难忍，屡用理气消痞之中药治疗，虽矢气频作，肠鸣如雷，终不能消其胀，其苦不堪。延金师诊治，断为虚寒痞证。以赤石脂15g 淡干姜6g 粳米30g 紫丹参10g为方，两周腹胀若失。 此方乃《伤寒论》之桃花汤加丹参是也。仲景原治少阴病下利脓血， 具温中涩肠之功。金师谨守病机，借治于虚寒顽痞，应手而瘥。凡此种种， 正如费晋卿所言“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
金师主张醇正和缓，并非废弃峻猛之法、兼治之法，而是奉古人有是证便用是法是方之训。当寒则寒，当热则热，当泻则泻，当补则补，当寒热并用，攻补兼施之际，亦当机立断而活泼洒脱取用之。总之，金师本《内经》之理，得南阳之用，参后贤之法，运变化之机，诊治疾病以醇正和缓见长。此法此风，与目前医界盲目频用大方重剂的时弊，形成鲜明对照。 金师曰：自晋王叔和撰次《伤寒卒病论》，遂为医家方书之宗。晋唐之际，方书渐为蕃衍。宋代《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均为官书，方剂规范，乃得定法。明清两代号称近古，凡制方剂皆以古方名之，亦统称谓成方。不论古方、成方所谓，总之制方之时，皆有严密君、臣、佐、使定法，结构微妙精当，其于所治之病不爽毫发。此乃前人经验之精华，深得其意者，处方不必用奇品异术，而沉痼急险之病投之辄有神效，故临证甚喜用之，五十年悬壶深感古人不我欺也。自古至今，方以亿万计，此甚丰之宝库理当努力发掘，何弃之有! 学古方除知其方理方义外，还需求其始立此方为治何病，后人借以治何病，源源本本，一一明了，而后领悟其真诣灵活运用。张洁古所谓“古方新病，甚不相宜”之说， 乃为胶守古方者之妄言也。兹东洋汉医，凭研究《伤寒论》中数方而治病，有效报道源源不断，其深究古意之举，切不可等闲视之。从师临证之中，见老师凭其扎实深之医理、方理基础，擅长巧用古方。处方之时，总似雄兵百万在胸，调遣自如，既源源自见，又见地独特而疗效甚捷。曾治王姓咽部游火赤痛者，疼痛已两月，西医谓之“炎症”，予青霉素、庆大霉素、先锋霉素等抗生素，并服用清热解毒之中药，咽喉红赤疼痛等症无减。十天来舌苔转灰腻，根部带糙，味觉不减，诊脉缓。此游火为患，苔灰乃投大量抗生素，致使霉菌滋长、非伤阴竭津之故。拟散游火作图本之治。处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合桔梗汤。炙麻黄4.5g 制附子6g 北细辛3g 炙甘草4.5g 玉桔梗3g 生姜片1.5g 大枣6g。4帖。复诊：服药后咽喉红赤渐消，色转为红嫩，灰腻之苔亦化，根部糙处亦润， 脉缓，守原方不变。5帖。三诊咽喉红赤疼痛全愈，惟悬壅垂微有水肿。游火初平，脉、舌诊正常，因索成药。宜固肾气，附桂八味丸60g，5g一日两次吞服。 初诊时嘱力戒饮冷，病人谨守之。游火宜反治，故速效。又治余姓老媪，10余年前起每经前辄发偏头痛，逐年加剧，迭进麦角胺咖啡因、颅痛定、七叶莲片、羊角冲剂、苯巴比妥、γ-氨酪酸无效，止痛片剂随逐年递加而疗效递减。 屡赴各大医院检查，均未发现阳性体征。年来天癸初绝，仍每隔3天必偏头痛剧作，先兆见寒战，时伴呕吐，耳鸣，头皮如虱啮。近二月来因忧游子客边，头痛愈厉。每下午2时许形寒如入冰窖，欲就寝加被十数条取温。头痛时颞部周围如灼，困顿欲死状。覆热巾可暂缓其势而痛终不止。夜深寝久，血脉转和，又暴现身热如燎，灼而无汗。因长期苦病折磨，形羸食减。苔薄白， 案舌淡红，脉细。为血风头痛，夹真寒假热之戴阳症；血风头痛为本，少阴戴阳为标，审察病程远近，二证关联相因。拟虚则治其标，实则治其本。四逆汤主之：制附子12g 炙甘草4.5g 淡干姜4.5g。一剂浓煎三汁，均分3次服。首日夜寝即安睡4小时，次日晚寝9小时，头痛大减，形寒微，余症皆平。上方治至8帖，凌晨起寒战如凛，未发头痛，稍感精神恍惚。症见反复，原法之上再佐治厥阴。前方加吴茱萸3g 潞党参9g 生姜片1.5g 大枣9g。药尽复诊，头痛已除，脉虚弦带数。此少阴阳气已回，故脉出。予四逆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以翕合阴阳。3帖后再诊，仅留额内飒飒然如风状。患者喜告自头痛除后，身心安泰，方知形神为己有也。诊脉细，苔薄，阴阳合也，可祛游风。议小续命汤5帖：净麻黄4.5g 川桂枝4.5g 青防风4.5g 汉防己4.5g 潞党参6g 杭白芍6g 光杏仁6g 制附子6g 北细辛3g 大川芎6g(原方中去黄芩以避寒中)。1月后追访，小续命汤方尽之后诸症若失，即销假正常上班，且坐观电影可至剧终。2年后随访，告曰头痛未发作。病家叹曰：初诊受方而去，甚嫌药轻价贱，恐难胜十余年痼疾。无奈遍医累药不效，唯抱姑且一试之心，不意1帖知效，11帖痛止，20帖顽疾皆瘥，实神医也!金师笑言，此非我之能，实古人成方功矣。金师有一铭言:法于往古，融会新知，验于来今，而后祖国医学振兴发展矣!
七、合理用药 处方主张简轻廉验 金师素来注重合理使用药物。认为病有轻重，治有缓急，盈缩之道，本可通权达变。但方剂规矩绳墨属于公许者，则不可率意标新。吴鞠通《医医病书》论用药分量云：“近时苏州医用甘草必三五分，余药皆五七分，至一钱为重用，何病可治?此用药少之过。本京有某砂锅医之名，用大刚大燥皆八两、十两， 1帖有用至数十两。幼科用归宗汤治痘证，10日之外，咬牙寒战，灰白塌陷者，仍用大黄、石膏至一、二斤之多，死而后已，此误用多之过也”。吴氏疾首之论，可谓切中时弊，慨乎言之。挽近杂病处方风尚，用药转多转重，一处方动辄百药，每味重至数两，不论病之轻重缓急，寒热补泻，气血阴阳，面面俱到，广罗原野，以冀诡遇。曾见一处方取药五十六味治痰饮咳嗽，1帖之量重达数斤而其效平平，后用小青龙汤方治之3帖有效。可见，用药之道，惟危急存亡之际，病重杂乱之时，药轻不能挽救，非大其法不可者而用大方，否则，均当以常用定法处方。合理用药之说，前人早加示范。八味药物之内方剂者，《伤寒论》占94.7%； 《金匮要略》占92.7%；《肘后方》占82.2%；《普济本事方》占72.2%；《世医得效方》占76.3%。昔唐太宗气虚下痢，百药无效，饮牛乳汤若失；欧阳修久泻不敛，法罄技穷，服车前子散霍然。诚治病之肯綮在于切中病机也。 何况天地之间生植有限，药物资源何堪浪费不顾。行见若干年后，资源日枯，病家何赖! 振兴中医，振兴中药，何以善后!金师因此自定“三不”准则：能用单方不用复方； 能用小方不用大方；能用轻剂不用重剂。处方用药以简、轻、廉、验为特色。临证明审病机，深通药性，审时度势，恰当用药，除复方简约精专，取药常在8-12味外，还善长于单方治病。如胃下垂，时下众医多用补中益气汤合枳术丸治之，亦有以胃阴不足论治，取益胃汤加一贯煎。金师据其食少乏运，动摇常闻腹内漉漉振水声之主症，独崇许叔微“癖囊”之说。癖为结聚，其来渐也，鬲中积饮成癖，形成科臼。因气道闭塞，经络不通，津液不行，故水饮停在胸府或下而停聚溢于脐部，所谓“水则流湿”。患者每形体虽瘦，胃腑之中停蓄饮邪则存在，所以饮少食减。自与津液消铄，体液不足，阴虚火旺之体征不同。癖囊患者口干或舌质红绛，反不喜饮者，乃脾不为胃行其津液之故。金师治疗本病亦仿照许氏原意，以一味苍术取之，仅以汤代丸，以利服用。其法用苍术20g煎汤，如啜茗状，即时频频呷服一、二口止饮，不可一饮尽杯，以加重胃腑负担。频呷移时尽半杯，再加沸水满，如此尽一天量以味淡为度。10天为一疗程，连服1～3月为宜。曾治30余例， 疗效均佳，苍术，有除湿涤饮功效，重在大振脾阳，《局方》平胃散条言苍术：“常服调气暖胃，化宿食，消痰饮……”。癖囊服苍术后，口干反润，舌绛转淡，乃胃腑津液得行之故。
轻者，指用药量轻。金师认为治病贵在顾护胃气，胃气存者，虽重病易瘥；胃气虚者，虽轻疾难疗，此乃一切饮食药饵均赖胃之运化故也。 故金师处方用药皆酌之又酌，不滥用多用一药，力求药力适度直达病所，中病即止。处方用药提倡轻剂为宜，不主动动辄妄投重量药味，每剂总量大多不超过75～100g，以喻“四两拨千斤”之功，而每奏如鼓应桴之效。 金师彬彬，虚怀若谷，有儒医风范。一生尘视名利，疏于家业，唯孜孜不倦，以毕生精力献身中医事业。金师曰：人命至重，贵于千金，故医之为道大矣，医之为任重矣!为医者，必须以“精”、“诚”二字为宗旨。精者， 即用心专一，精勤不倦，博极医源，使之医技精湛。诚者，即对医业忠诚，对病人真诚，对同道坦诚。医为仁术，真正的医生必具仁慈之心，立志“普救含灵之苦”，将自己的得失荣辱置于身外。无论何时何地，所遇病人皆当如至亲之想，若自身之苦，竭诚以待，尽力赴救。省病诊疾，至意深心，纤毫勿失。如是者，方能将其精湛医术施于大众，拯救病家于苦难之中。反之，虽有良术却无仁心者，但自逞俊快，邀射名誉为务，不会对社会、对他人有益。曾在华东医院、市六医院工作多年，西医病房每遇疾病危笃，多延中西诸医会集，共商诊治大计。其中学术平常者，不过轻描淡写，而见识高明者，若直抒已见，唯恐招人妒忌，万一不效，又虑损及医名，瞻前顾后，亦是大同小异而了事。渐成会诊之时弊。此生死存亡之际，尚且患得患失，何况平时乎?!故“诚”者，乃为医之最要也，而“诚”之中，又以不自虑吉凶得失荣辱为最难矣!愚有幸随师学习，目睹金师之医德医风，深感于怀， 受益非浅，容不一一呈上。窃以为继承当自金师为医之“诚”而始。
金师待人谦和，同道之间能友善相处，坦诚相待。学术上之异议，从不违心奉迎，必面直已见，而在病家面前、同道背后，从不说长道短，议论他人抬高自己。解放之后，金师服从上级按排，几易工作环境，无论职位高低，医院大小，均不推辞挑剔，欣然前往，勤恳踏实做好本职。金师言：医者，上能与帝王同坐，下可随乞丐并立。交结甚广，无贵贱可言，惟谦虚随和，坦直不阿，方能立足医林。
金师主张医贵务实。学习当扎实，审证当详实，辨证用药当切实，撰写文章当真实。特别是著书立说，白纸黑字，乃流传后世之举，均当谨慎细致，真实可靠，不能有半点虚假。故金师虽年逾古稀，以有恙之体，不辞辛劳，请教同道，查阅资料，一丝不苟，编写医学著作及讲稿，为中医事业勤奋工作，堪为我们晚学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