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7
历代名流大儒,每每论及赵宋一朝词坛作品,总会把词分作婉约、豪放两派。为什么会有此说法?因为填词名家所抒发之感情与其思想内容的差异。试譬喻之:婉约多缠绵悱恻,豪放皆激昂慷慨;婉约若江南少女,豪放如沙场征夫。然而，就笔者来看，如果把宋词豪、婉划界,终是不甚妥当。窃有所思，试与读者燃犀列炬，洞明毫厘！
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自古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像笔者天生喜欢爱音乐的漂亮女子。文学和音乐的结合,可以追溯到上古，明人王世贞曾提有观点，在其《曲藻》中提到: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简言之，风雅变五七言，诗词化南北剧。词隶属于文学,但无疑是音乐的附庸,是音乐和文字紧密结合的一种文学形式。所以评判词的艺术价值,应该从色和声两方面去赏析。词者，盖沿着古乐府向前走,同时不断吸收民间营养的。隋唐天下得以一统,音乐文化汉胡融合大转型大发展以形成‘燕乐”。民间艺术家解散绝句、律诗整齐的仄仄平平,演变为长短句。太白、梦得、乐天等辈向民间学习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取得了更深成就，诸如李白的《清平乐》，禹锡的《竹枝词》等等。这固然得意士大夫的文学造诣之深，但溯其本源，无论是词还是其他任何文学形式，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成果。
残唐五代天下扰攘,周汉晋梁夺郡争州。各家忙于兵戈，文艺发展停滞落后,而西蜀、南唐或许偏安一隅，使得其政治、经济相对稳定,温庭筠、冯延巳、韦庄、李氏二主应运而生，尤其是李煜，改伶工之作为君子之文，怪教国维先生说道:“词到李后主，境界遂大。”说明词到那时，已经是一种为文人所接受的文学和音乐形式。
赵宋罢兵休战于辽、夏,赵祯皇帝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富庶,市民阶级逐步形成壮大，勾栏瓦舍兴盛,词也从而得以迅速发展。而宋初词坛循温氏花间之派“递叶叶之花笺，文抽锦丽;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正当此时，柳永、张先等人成为了乐坛领袖。
柳永失意仕途，而得青楼薄幸，再加上他精通音律，扩大了词的疆域,将但有小令演变成慢词兴盛,作出了《乐章集》，“对萧萧、暮雨洒江天(八声甘州)”、“为伊消得人憔悴(鹊踏枝)”等句更是流传千古，这是有很大功劳的。但这个时期所有曲子都是只适合秦楼楚馆十七八女孩儿拍板红牙,筝排雁柱,缓歌曼舞,抒发对美人的向往,或者对离别的愁绪等等恻隐的男女柔情的。
包括二晏,晏殊和小山之词都是学五代冯延已的,既往推新,把婉约令词推向了另一个高峰,而内容仍是“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醉落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鹧鸪天)"这类感情。
欧阳修、司马光、寇准等人显得很特殊,他们是典型的士大夫阶级人物,思想相对保守。认为“文各有体”,政治报复,大气胸襟尽可用元稹、白居易的那些乐府诗或者是格律诗词来抒发,而这些配乐的长短歌词只是用来抒发离怀别苦的。所以,永叔的诗词风格差距较大。他们的词作如“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西江月)。”“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也未脱离了婉约缠绵的风格。
秦少游、张耒、黄山谷等是东坡门下弟子,但也是“山抹微云”“诗似小词”，值得一提的是，秦氏《淮海词》的艺术成就之高，独具一格。“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虞美人)“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满庭芳)”之类的句子，绝对算独领风骚的！
贺铸是一个相对独特的词人，东山的风格不同前面所提的名家，他的词可豪可婉，可强可弱，上承秦柳，下启苏辛。读过他的“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六州歌头)”、“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踏莎行)”和“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等作品后，才知道鬼头先生独辟新天的文学魅力之所在。
徽宗赵佶曾设立了大晟府,专门掌管乐理,而担任乐府官吏的正是音乐天才与文学巨匠合二为一的“词中老杜”周邦彦。周邦彦着重从音乐的角度改良歌词,尽管写的仍是“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宛转(齐天乐)”“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忆旧游)”这样的婉约作品，但平仄的安排,音律的变化无疑到了前所未见之巅峰,这也就是王国维等学者推崇《清真词》的原因吧!包括下文要提到的绝世鸿儒东坡同志,也并非只有“大江东去”和"聊发少年狂”,也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填词名流之多，上等名词之盛，实在是浩如烟海，不胜枚举的。但究其本质论之，可不可以说，在苏轼之前的词作，都是按照词的传统路线，也就是循格律、遵音韵、敲平仄、重柔情，写作境界不够博大，所抒之情不够豁达，没有突破音乐束缚。那么，我们可否将柳、秦、周等列为“音律派”“正统派”或者“吟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