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1-16
白求恩的往事
很多中国人是因为知道白求恩，才知道加拿大的，这是因为“老三篇”（^v^写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人人都知道有个叫白求恩的加拿大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国门敞开，他们开始有更多机会去加拿大看一看、转一转时，往往会特意跑到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城，去看一眼白求恩的故居，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那座故居直到1976年加中建交，才被加拿大联邦政府开辟成纪念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前来这里凭吊、参观的几乎都是中国人，大多数普通加拿大人对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同胞，并没有特别多的记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尤其近10年来，加拿大人和中国人似乎都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中国，当1990年版加、中、法三国合拍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在3年后公映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上过“老三篇”的“白大夫”可谓一点也不“纯粹”，其50多年的生涯充满了复杂的色彩；在加拿大，当左翼和右翼、自由市场论者和福利国家论者、“北美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一次又一次激辩，并不可避免地将白求恩的名字反复提及，当酷爱以数据、资料说服对手的加拿大人开始刨根问底，去探究这个名字熟悉、事迹陌生的同胞时，却同样惊讶地发现，白求恩对加拿大当代社会、生活竟产生过如此大、如此多的影响——而这一切居然同样被他的同胞疏忽和遗忘了。
正如2002年8月，白求恩铜像在其故居落成时，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伍冰枝所言，白求恩是个“需要被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中国人是如此，加拿大人也是如此。
冒险的家族传统
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是苏格兰人，家族的族长，18世纪后半叶，他以牧师身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当地首家苏格兰长老会。当时的蒙特利尔是法国殖民重镇，约翰·白求恩的选择充满了勇气和风险。
约翰·白求恩的儿子安格斯·白求恩，冒险精神比乃父更强，他年纪轻轻加入了当时垄断北美皮毛交易的西北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广袤的不毛之地探险、游历。
由此可见，富于冒险精神和不安现状，是白求恩家族的传统，诺尔曼·白求恩日后的经历，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血脉的传承。
白求恩家族的第一个医生也叫诺尔曼·白求恩——本文传主的爷爷，和传主同名同姓。老诺尔曼是科班出身的医生，还在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学习，归国后参与创办了著名的“上加拿大医学院”，这所后来被并入多伦多圣三一学院的医学专门学府，是今天多伦多大学医学专业的前身之一。
然而冒险和医学的血脉，似乎差点在白求恩父亲一代断绝：他的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一名普普通通、但虔诚无比的牧师，忠实于工作和家庭，渴望平静的生活，对子女的管束也很严厉。小诺尔曼·白求恩是家中长子，自然受到最严格的教育。
白求恩自幼多才多艺，具有音乐和美术的才能，他喜欢科学，中学时成绩最好的专业是生物，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当时并不出名的安大略欧文桑德专上学院学医，这在一开始似乎并不足以证明他喜欢医学，因为有记载表明，他曾告诉朋友，当年做此选择，是因为这所学校费用低廉且课程宽松，可以边打工边深造，而当时他家庭经济状况拮据，负担不起诸如艺术之类更“奢侈”的专业学习费用。但也有传闻称，白求恩从小就对解剖和骨骼结构兴趣盎然，并在8岁时宣布放弃原本的复名“亨利·诺尔曼”，而选择和祖父一样的“诺尔曼”，并将祖父的医生铭牌挂在自己卧室门口，表示继承祖父衣钵的决心。孰是孰非（或两种传说都是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在学习期间，白求恩是个勤奋的打工者，他当过伐木工、小学代课老师、轮船锅炉工、消防员、餐厅侍应生和报社记者。但1909年，即他从专上学院毕业后的第三年，他作出的一个抉择表明，自己的确遗传了祖父的血脉：他在攒够学费后，报考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这正是老诺尔曼·白求恩参与创建的学府。
从浪子到“纯粹的人”
许多记载都称，白求恩在青年时代作风不羁，尤其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欧洲迷失自我，并放浪形骸，曾吸食^v^叶，并沉湎于酒精和女伴之间。
他在1923年底赴苏格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妮，两人在次年春天匆匆结婚，并双双奔赴欧洲度蜜月。但婚后两人的良好关系很快破裂，有记载称，一文不名的白求恩在欧洲主要依靠妻子遗产度日，但他在任性中几乎耗尽这笔本就不多的钱，最后不得不在1924年底回到北美行医。
他第一次和弗朗西斯离婚，是因为自己的肺结核病，并由白求恩主动提出，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两人间关系早已破裂。离婚期间两人频繁通信，关系有所修复，康复后两人于1929年复婚，但二人间的关系不久后便再度破裂，1933年两人再度离异。
弗朗西斯是个注重生活和家庭情趣的人，而白求恩多才多艺，风度翩翩，正因为此她当初才为之倾倒。但婚后白求恩却沉湎于工作，复婚后更将热情倾注于“做穷人的医生”和推动建立全民医保方面，而对于这些，弗朗西斯并不能理解，她曾多次坦言，不明白白求恩何以对这一切着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再能互相欣赏的人，自然难以继续共同生活下去。
许多记载都显示，不论是婚姻维持期间，还是在西班牙期间，白求恩都继续保持着一些浪子习性：酗酒、和许多女性^v^，等等，他似乎有一些不尊重女性，经常肆无忌惮地用粗俗语言开熟悉女性的玩笑，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陌生人或病人，他的态度却总是既亲切又庄严。这种“越熟越不客气”似乎是白求恩性格中一个鲜明特点，即便在生命最后阶段，他在晋察冀工作时，也曾因对下属过于粗暴严厉而做过自我批评。
不知是西班牙的血，还是日寇的暴行唤醒了他，总之自他踏上中国土地后，所有和浪子沾边的纪录都消失了，他成了一个严于律己、没有不良嗜好，主动拒绝特殊照顾的“纯粹的人”，曾经崇尚奢华的他不仅拒绝了汉口医疗部门的挽留，也谢绝了要他留在延安或五台山的好意，甚至因有人好心挽留他在延安工作而把一张椅子扔出窗户，最终他踏上了冀中前线，并在那里以“完人”的形象以身殉职。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妻子弗朗西斯的关系始终藕断丝连，直到在中国他还给弗朗西斯写信，临终致^v^的信中，也提到“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斯·坎贝尔夫人一笔生活费，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不能因没有钱而遗弃她”，信中称“请代致以我对她的歉意，并同时告诉她，我曾经很快乐”。
白求恩具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才能。他1935年秋曾在蒙特利尔举办过个人画展，并获得当地艺术家的好评；1937年7月，他把在西班牙前线写的诗《今晚的月色同样皎洁》发表在《加拿大论坛》杂志，这首诗脍炙人口，流传一时，成为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在中国抗日前线，他还在工作之余创作长篇小说，可惜未及完成便殉职了。
在艺术领域，他同样信守“全民福利”理念，并尝试在蒙特利尔主办了专门为贫民孩子免费提供美术教育的“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这所学校在他赴西班牙、中国后仍然委托志同道合者照顾，并在白求恩去世后坚持了相当长时间。
一些国内记载称，白求恩曾在青年学生时代搜集大量中国瓷器并借此发了一笔小财，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前半叶，加拿大人的确热衷于倒腾中国古董，尤其以在河南、河北、山西一带活动的加拿大人为最，他们中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医生，有的既是传教士也是医生。但白求恩在当时还是个需要勤工俭学的穷学生，是没有财力和精力积攒据称多达400个以上的中国瓷器的。他的这些奢侈艺术收藏行为，多数发生在一战结束后，在欧洲滞留的那段“荒唐岁月”中。
从诊所走向社会
虽然婚姻失意，但白求恩的世界观似乎逐渐成形：1932年，他发表《肺结核治疗宜趁早》的论文，鲜明地提出“肺结核的根源不是病灶，而是贫穷”，此时整个北美正陷入空前大萧条，贫穷这个“肺结核的根源”不但无法根除，而且越来越严重，对此他苦闷不已，称“医生无法解决应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解决的问题”。
1934年，他对前妻弗朗西斯说，医学“已走进死胡同”，因为原本应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如今却成为需要“随行就市的商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普遍保护全民健康’的医学理念”。他表示，自己要放弃名医所享有的一切，“到人民中间去”，并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
他并非仅仅这样想，而是直接这样做。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在苏联，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并真心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回国后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苏联式医疗保障体系”整理成文，在加拿大到处宣扬。
应该指出的是，大萧条时期和此后一段时间，是北美左翼思潮最风行的阶段，饱受大萧条痛苦的北美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对“苏联经济奇迹”产生强烈好感和好奇，甚至有相当多美国人自愿移居苏联，成为苏联公民，白求恩出于对全民医疗体制的向往，在那个年代产生那样的想法是很正常、很合时宜的，事实上当时邀请他演讲的北美机构纷至沓来。当然，白求恩的苏联之行实际是走马观花，加上他又是个主观色彩强烈的人，这个所谓“苏联医保模式”，与其说是现实，毋宁说是他本人理想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