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指挥松山之战的错误,在当时条件下有办法解决吗

洪承畴指挥松山之战时只有前权没有后守,当时条件有办法解决吗
看了《百家讲坛》阎教授说洪承畴在这次战役犯了只有前权没有后守,而且没有保护粮道的错误。但是阎教授没有说以当时的条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请大家做一回事后诸葛亮,帮我分析一下:以当时的条件,洪承畴能怎么保障补给线?如果被断后路,以他手头的兵力该怎么做?是撤回宁远好还是去锦州好? 。

第1个回答  2008-01-19
很难保障补给线!撤回山海关最好!

熊廷弼两度守辽,在萨尔浒大败之后他用固守的方式钳制后金,让辽东的局面一度处于稳定状态,后来袁应泰丢失了沈阳、辽阳,他再度出山,并提出过“三方布置策”,从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广宁,由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出击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战时可让后金首尾不能相顾,守时可多个方向威胁后金达到钳制其行动的目的。后来熊廷弼又提出要争取朝鲜策应,要派人在义州调度协调,收留辽东不愿意受后金压迫的流民编练成军,作为和登、莱方向的组成部分,扩大了对后金实行战略包围。熊廷弼二次守辽的策略还是钳制为主,他不同意王化贞大举进攻的意见,后来王化贞的失败而导致广宁丢失证明了熊廷弼的战略眼光。在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作为经略指挥了一次辽西军民大撤退,数以十万计的军民由辽西撤到山海关以内。这次撤退在许多人眼里是熊廷弼的败笔,说他丧师失地,并且导演了一场大溃败,以致于最终“传首九边”。“丧师失地”是铁铮铮的事实,虽然“丧师”不是他的责任,但大溃败以后的“失地”却是他熊廷弼亲自指挥的,这些都毋庸置疑,可为什么给他喊冤的人还那么多呢?这个问题先留在这里……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后来许多人解读说阎鸣泰不懂兵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阎鸣泰所谓“当日议修已属失策”一语和以前几位蓟、辽经略或督师的看法相似,都对修筑锦州十分介意。熊廷弼、王在晋、高第、阎鸣泰都认为应该放弃锦州,甚至宁远也不要,而孙承宗对锦州非常谨慎,开始袁崇焕申请在无威胁的状况下恢复锦州,他不同意非是他不能战而是另有原因,孙承宗其实是将锦州“悬为虚著”,这正是孙承宗高明于其他几位经略或督师之处,也是他有别于袁崇焕的地方。阎鸣泰所谓“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简直经典到家了,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如此看来,这阎鸣泰哪里是不懂兵法,简直就是兵法谋略大家。

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占领了锦州也不想要,足以说明锦州还真不是什么“扼要之地”,看来阎鸣泰这位兵法谋略大家是货真价实的,这次又被他预见到了。其实这“锦州非扼要之地”并不算什么金玉良言,也并非只有阎鸣泰能悟得出来,就一般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孙承宗守辽期间锦州并没有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是长时间谁都没有去占也没有影响双方的态势,足以看出其确实“非扼要之地”。那么为了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又是谁罪大恶极呢?

洪承畴则继承袁大人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的遗产,继而将其作为决战之战场。他们在辽事上的结果也因为策略不同而迥然不同,多数派的几位里除熊廷弼因王化贞丢失广宁外,在他们任期里明朝的军力和国力并没有什么损耗,与之相比反差极大的少数派则不同,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巨大的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和军力。

通过分析以上四个问题自然会得到一个解决辽东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将辽民移送至关内以后,辽东、辽西在大旱和严寒的天灾之下势必赤地千里,明朝只要断绝关外马市,不让一粒粮食从关内落入后金的手里,那后金除了“人相食”以外,不就只有挨饿受冻了吗?这岂不是造孽的遭了天杀……这时明朝有没有必要,在自己遭遇财政问题以致于军力尚不能恢复的情况下,和已经因为遭了天灾而变得穷凶极恶的后金,去争夺赤地千里的辽东?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应该说作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在王化贞丢失广宁以后,果断的将数以十万计的军民全部撤往关内,不仅放弃辽西,甚至连锦州、宁远不要了,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熊廷弼战略撤退以后,后金若要再攻击明朝,那得从沈阳一直前行到山海关关城,一路荒芜人烟、赤地千里,这样后金的补给线会拉到几百上千里,其中还要经过辽河、大凌河、小凌河,何等之困难?若后金真的来攻打,那也是劳师袭远,把后金从辽东、辽西拉到山海关关门来决战,就好比曹操选在官渡跟袁绍决战一样,若明朝有意要和后金决战,就应当选在山海关,而非选在锦州,远去锦州是拉长了明朝的补给线,选在山海关关城则是拉长了后金的补给线,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战略问题。皇太极在崇祯二年(1629年)偷袭蓟门入塞以后不是还占领过关内四城吗?可结果如何?还不是被孙承宗马上就收拾了,这个一来一去的简单战略理解起来并不困难。熊廷弼素来以雄才大略著称,他早就看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在王化贞丢了广宁以后他果断的坚壁清野,而在他带领军民撤离辽地之时,他并没有忘记对付后金和收复辽土,以及流落到后金手中正遭受奴役的辽民。

熊廷弼最为著名的谋略就是“三方布置策”
虽然明朝失去了广宁,但却引来了蒙古林丹汗,在熊廷弼指挥撤退中断后的不是王化贞,而是蒙古军队。明朝通过外交手段让蒙古和后金开始对立,这样蒙古代替广宁的明军对后金形成牵制,力量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此时变成了“四方布置策”——蒙古代替广宁方向的明军队牵制后金;山海关的明朝主力依然存在且关门稳如泰山并封锁关内粮食运入后金的通道;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援助毛文龙的东江镇,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朝鲜也参与到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之中,后金获得粮食的最后一道门被关死了。后金虽然获得了城池,但怎么说也就在辽东,大旱和严寒是躲不过去的,坐吃山空会饿死,出来劫掠面对的则是赤地千里和四面受敌。熊廷弼看似“溃败”的战略撤退其实是要逼迫后金入死地。熊廷弼如此的安排,既没有开销巨额的军费到辽东、辽西去驻军,也不用去修筑什么城池,还成功的阻止了后金掳掠辽民,而辽民在关内屯田不仅减轻了朝廷运送粮食接济辽民的费用,还可以让朝廷增加一点税收,比每年空耗几百万两银子强多了,而代替广宁方向明军的是蒙古林丹汗的军队战力有增无减,在朝鲜的东江镇还是朝鲜负担费用,让不堪重负的朝廷财政不再在辽事上有过多的负担。熊廷弼此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

其实,熊大人的这番布局还隐隐透着凶悍凌厉的杀机,若是后金真的犯傻来冲击山海关关门,势必精锐尽出,明朝在此地和后金决战,各方兵力聚集,且依托山海关雄关天险,够后金啃半年也说不定。且不说后金补给线延长,粮草接济必然困难,本来就是出来抢粮食的,结果变成了耗粮食,这首先就事与愿违了,时间稍微一长,对峙后两厢消耗起来后金就凄惨了……而最要命的则是隐藏在从沈阳到山海关路上的杀机。沈阳到山海关沿途千里迢迢,有大凌河、小凌河、辽河阻断,若是封冻时节还好,但开春以后冰雪融化了,在相持阶段期间,明朝完全可以出动水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断其粮道,同时水陆并进沿辽河北上抄袭沈阳。明朝的水师非常强大,那时候别说是亚洲,就是世界上也是难逢敌手的。北上抄袭沈阳部队的粮草可以让舟师运送,明朝再不济漕运海运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有辽河作为屏障沿途“凭舟船,用大炮”那还不简单吗?水陆并进的明军若遇上后金军,完全可以在河边布置一个阵地,步军战阵弧形排开且两头抱河,然后由水师炮船沿河一字排开,用炮火保护这个阵地,配合步军用火炮攻击后金军……对古代兵法战阵有了解的应该立刻认得出这个战阵,更应该知晓它的威力和对付北方游少数民族铁骑的功效,这就是宋代文豪辛弃疾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过的一位统帅发明的战阵,这位统帅就是曾以诸兵军协同作战击败北魏精锐铁骑的刘裕,这个战阵就是鼎鼎大名的“却月阵”,经过击败北魏精骑一战“却月阵”威名大振,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一谈及如何“以步制骑”,必言“却月阵”,在这里只不过是将弓弩换成了火炮,威力倍增而已。

大家不要以为以上仅仅是想象而已,其实是完全有条件的实现的,于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出镇山海关的孙承宗就熟悉类似“却月阵”这种战法,他曾经创造性地将战车、舰船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海军,还组建了从海上登陆作战的两栖部队,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与战车配合战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扣》,他在叙述宁远防卫之时还具体提到了如何实施这种战法:“……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明史—孙承宗传》)。

若这个杀机实现了,会导致在关门下的后金军主力粮草被断绝,十天半月以后就彻底完蛋了。无论是丧失关门下的主力,还是被明朝军队捣毁了后方,后金那点家当都是承受不起的。由此可见,广宁一败就说山海关岌岌可危,完全是危言耸听,若真是如此恐怕连宁远城都没有可能安然修筑。

此时,明朝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持熊廷弼以“传首九边”的牺牲换来的态势,同时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全力支持东江镇逐步壮大;保证朝鲜不离开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联络蒙古的林丹汗,一来可共同牵制后金,二来可以让其他几个与林丹汗相临的边镇获得稳定,不让边防再出现其他问题;决不对后金开马市,决不让一粒粮食流入后金的地盘;同时坚壁清野不让后金有劫掠粮食和掳掠人口的机会,让后金充分的享受天灾;明朝则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将有限的财税收入用来解决更为棘手的国内问题,一旦国内问题缓解了,财政危机挺过去了或者连年灾荒结束了,那时后金还没有饿死再一举荡平。

在清楚了熊大人的正确策略以后会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袁大人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本应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并将其作为决战的战场来准备,既可拉长后金的补给线又能等待“关门杀机”的显现,袁大人却将重兵放在锦州,拉长了明朝的补给线;如此一来利用“关门杀机”断后金的粮道成为泡影不说,明军还在后来“松锦大战”时被皇太极断了粮道形成了溃败;本应全力支持东江镇的发展,袁大人却杀毛帅毁东江;本应维护朝鲜对后金的封锁,袁大人却为了修那个“非扼要之地”的锦州放弃了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驱逐东江镇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本应联络蒙古林丹汗,袁大人却招抚和后金会盟反对林丹汗的部落;本应决不对后金开马市,袁大人却在宁远给投奔了后金的束不的部开马市,该部落在宁远买粮的人中居然还有四百多满人;本应减轻朝廷的负担,袁大人却大兴土木修筑锦州这种“非扼要之地”,还要“且守且战,且筑且屯”,这和熊大人的方略完全背道而驰,不但没有让朝廷有喘息的机会去解决财政危机,反而还加剧了财政危机,让这条“宁锦防线”成了一条明朝末期的“郑国渠”;本应将辽民转入关内躲避天灾,减轻朝廷海运漕运粮食的负担,又有利于保护辽民不被后金掳掠成为奴隶,袁大人却提出“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在长年天灾的情况下鼓吹“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反正袁大人的战略是够戗,难怪守了不到两年就出了天大的问题。

袁崇焕在守辽时犯了许多战略性的错误,成为了明朝灭亡过程当中败笔的添加者,以上这些失误加在一起显现出这样一种讽刺结果,那就是由明朝末期那点财力来承受一条“郑国渠”就足以让明朝喘不过气来,而这条“郑国渠”再变成一条“马其诺防线”那明朝不完蛋也不容易。虽然,袁大人精心修筑了所谓的“宁锦防线”,但是在1629年、1634、1636、1638、1642年先后五次被后金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这条袁大人用巨资堆砌起来的“宁锦防线”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古代版“马其诺防线”,经常有人感慨说袁大人修筑的宁锦防线是“丰功伟绩”,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都没有突破,完全是说瞎话,已经成为了“马其诺防线”的“宁锦”还需要人家去突破吗?应该说自从皇太极1629年由蓟门入塞开始这条防线就报废了,之后这里不再是什么防线了,而是消耗明朝国力的巨坑,以及后金利用锦州地理缺陷聚歼明军主力的战场。那么袁大人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成就这么一个弥天大错的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刚才熊大人那个策略里去。

熊大人这个“四方布置策”从战略来看可谓完备,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出发也堪称完美,但它在具体实施时却有可能从薄弱环节被突破,后金若真是因四方的牵制和封锁而渐渐被迫入“人相食”的绝地,那必然会狗急跳墙,那时估计后金不会把明朝重兵把守的山海关关城和蒙古林丹汗考虑成首要突破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在其中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后金选择从这两方突破则是极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将前面所提到的“关门杀机”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这个“舍弃重关”的作法了。试想明朝在关外坚壁清野以后,要在关门外和后金决战,拉长后金的补给线,用断绝后方粮道的方式击溃后金军,对明朝来说是个绝好的歼敌方案,既可以发挥明朝军队用火器守城池的优势,又可以发挥自身水师的优势,还避免了和后金野战争锋,甚至连拼杀都免了,因为粮道一断后金必然自溃,若后金大军被饿上一两个月还用明军去拼杀吗?直接去收尸就行了。但这个如意算盘里有一点问题,就是后金有没有决心要长途跋涉上千里,到关门外来和明朝决战,这是个比较低级的错误,除非努尔哈赤老糊涂了差不多,但若后金获得了这个“重关”情况或许就不一样了,后金获取这个重关以后说不定会下决心和明朝在关门外对峙起来,只要海河的冰封一消融,那么后金关门外的大军就完蛋了,明朝出动水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辽河是完全有可能的,以明朝水师庞大的战舰破坏几条小船达起的浮桥还不易如反掌吗?当然,若后金占了“重城”却在冰封前放弃了,自然不会被歼灭,但后金从此就别想再威胁山海关关城,明朝可以安然解决国内问题,等待时机成熟一举荡平后金(如果后金在关外没有被大旱和严寒饿死冻死)。这个玄机继承了熊廷弼的策略,扩大了“关门杀机”,也是个不错的谋略,在当时看来这是绝密的军事谋略,应该只有王在晋和天启帝知道,也是天启帝同意的直接原因,更是孙承宗先后“又上十余疏”才改变“修筑重城”的根源。另外,开始我们提到王在晋提出了的“恢复广宁”和“修建重关”两个有着极端倾向的计划,反对的人颇多,闹得沸沸扬扬,这种姿态其实也是一种故意显露破绽的方式,让一般人感觉王在晋其人本来就是很糊涂的,这样对这个绝密计划的隐藏和“破绽”的显露都十分的有帮助,这也算是王在晋老谋深算的“离奇”之处。王在晋的谋略虽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但孙承宗的谋略不仅在王在晋、袁崇焕之上,甚至还超越了熊廷弼,在一番考察以后,他还是发现了问题。

虽然“重城”里有这个隐藏的玄机,但其实也有问题……孙承宗勘察之后发现了问题,还和王在晋进行了一番探讨,可没有能说服王在晋。此时,孙承宗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后来提出所谓:“我弃宁、前,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集中体现了他的思路,他回去以后“又上十余疏”终于说服了皇帝,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天启帝接纳了他修筑宁远的计划,于是孙承宗开始了帝师守辽。在天启帝确认了孙承宗的见解以后,王在晋非但没有因为坚持孙承宗罗列出的“低级错误”而被弃用,在后来的年月里,即便是到了崇祯时期,他仍然是军务方面的要臣,这是那个“重城玄机”的又一个旁证。

孙承宗之所以提出要在宁远修筑城池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于那个“关门杀机”孙承宗其实也没有放弃,从沈阳到宁远依然是大陵河、小凌河、辽河阻隔,这个杀机设置在宁远比设置在关门下要隐蔽得多,从孙承宗在设计宁远的防守部署时谈到“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可以看出,他其实是把“关门杀机”设置在了宁远,如此一来关门就有了双保险;二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四方布置策”里面朝鲜和东江镇的薄弱,虽然天津、登、莱可以从海路支援东江镇,但地理位置不如宁远旁边的觉华岛优越,虽然在山海关关门外修建重城是能保证在山海关决战的胜利,但是却把这个“关门杀机”作得太明显了,如果明朝所有主力据守山海关关城和重城必然让后金看到明朝没有立刻回辽东的战略意图,这样一来蒙古林丹汗、东江镇、朝鲜的压力就陡增了,“四方布置策”里少了谁也不能少明朝这一方,所以必须进驻宁远让后金感觉到明朝在辽地的存在。孙承宗从王在晋手中接过辽事以后,在关外几次大的行动都是根据辽东、辽南等后金腹地局势发展而采取的,这体现了他高瞻远瞩和谋略过人,也印证了他对熊廷弼策略的透彻了解,奠定了他四年守辽边关平稳安定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袁崇焕被斩后孙承宗二次守辽,那时候明军已经完成了锦州的修筑,但在将防线往前推进到大凌河城时遭到孙承宗的反对,此时他的又一次谨慎和当年一口气“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诸城的部署和魄力截然不同,其中的差别就在于当年是“悬为虚著”,可进退自如,不需要“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若后金军果真来犯理当放弃,如同兵部侍郎霍维华综合了“宁锦大战”后众将对锦州的异议发表的总结那样:“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这样才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耗费巨资修一个容易被包围的锦州,“松锦大战”的失败印证了这一点。由此可见,1625年孙承宗一下子占了那么多的城池不过是“悬为虚著”而已。

但孙承宗二次守辽时锦州城是袁大人花了巨资修建起来的,已经是“实著”了,按照当时从上到下的思维定势,再往前到大凌河必然也是“实著”,孙承宗在短时间内想要改变这种错误的策略还不太可能,所以他只能表示谨慎,但那时修筑大凌河都是保守的作法了,另外一种意见是恢复广宁,可那样则更为冒险。孙承宗1624年派袁大人带了一万二千人马“东巡广宁”都没有去恢复,难道现在皇太极都能从蒙古入塞了还能去恢复吗?面对这种选择,孙承宗没有办法才妥协,勉强允许修筑大凌河城,结果不出所料,在大凌河还没有修筑完成的时候就遭到了后金的突袭,锦州、宁远的守军无法增援大凌河,结果明军损失惨重,“慎弗泥为死局”又成为了现实。之后,孙承宗主动承担了大凌河城失败的责任结束了第二次守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孙承宗的步步推进非常老道精准,既延续了熊廷弼、王在晋“坚壁清野、决战关门”的战略,又不时推进锦州、旅顺“悬为虚著”,实际上则在东江镇作文章,以达到低成本牵制努尔哈赤、袭扰后金,策反搅乱对手后方的作用,进行了四年成功的守辽。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因派明军袭扰大凌河,大将马世龙被小挫而被罢免,由高第接任。其实,孙承宗出击大凌河也是延续袭扰后金,表示明朝军事存在而策应东江镇在后金后方作为的举措。

高第接任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以后了,秋收时节已经过了,粮食已经入仓,且已接近入冬季,一旦严冬来临辽地海面和河面都将会冰封,海河再也不能作为阻挡后金的地理屏障,就连远在海外的觉华岛都不能幸免,所以一旦后金来袭,哪怕是突袭都是非常危险的,而每次辽东经略更替后金都乘机袭扰,还每每得手,此次努尔哈赤也极有可能故技重施,于是关门外立刻结束了四年的平静,突然间变得风声鹤唳。那么努尔哈赤究竟什么时候来袭击呢?按照努尔哈赤多年的用兵习惯,应该是在严寒的冬季来临以后,和努尔哈赤打过多年交道的毛文龙每到冬季就会把主力撤往皮岛,严防后金冬季用兵来偷袭也是这个道理。所以高第刚出镇山海关后必须要防备后金的偷袭。

高第在冬季来临前把孙承宗布置在锦州一带的“虚著”撤下来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刚才已经讨论过,锦州不是个适合坚守的地方,应该按照兵部侍郎霍维华总结的那样处置:“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所以说高第下令撤离锦州一线是有根据的,而不是盲目的溃退。

锦州应该撤,那是否要撤宁远成就为了焦点。袁大人的慷慨陈辞还犹在耳边,到底宁远是否应该撤离呢?宁远距离山海关关城200里,其防御能力远不如王在晋、孙承宗经营了四年多的山海关关城,要决战还是要放到山海关关城去,在那里才是拉长后金补给线的合理部署,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明朝军队若在宁远和后金军决战,是自动放弃山海关的雄关天险,把军队放到野外和后金撕杀,冬季又不适合火器充分发挥作用,萨尔水之败就是个教训,所以宁远并不适合作为决战的战场。按照这个思路高第撤离宁锦是完全有理由的。若后金只是来袭扰劫掠,在高第坚壁清野以后必然无功而返,从沈阳到山海关关城一路千里迢迢且冰天雪地,后金将不会有任何收获,而且毛文龙还在皮岛虎视眈眈,若后金倾其主力来山海关关门劫掠、袭扰,其后方必然遭袭将让其得不偿失。若后金真是直捣关门来决战,山海关雄关天险加上各处调集来的重兵,后金那时候无论如何也攻不破,后金全力攻打宁远、锦州都没有得手,而这两座城池的防御显然不能和山海关关城相提并论,所以高第此举是万全之策。《明史》记载了孙承宗和高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初,第力扼承宗,请撤关外以守关内。承宗驳之,第深憾。”以孙承宗的想法,宁远的防守应该是“……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但是当时的气候条件是连觉华岛周围的海面都冰封了,后金的战马一路从宁远杀上了觉华岛,所以孙承宗的战术这里用不上,事实证明高第的撤退是有道理的。

在高第全面撤退到山海关的情况下,后金如果真来冲击山海关,那必是千里迢迢而来,还得主力尽出,如若两军处于胶着状态,时间一长拖到冰雪融化,到时那个“关门杀机”就能显现了。而即便后金不去关门,占领了宁远就不走了,道理也是一样,等冰雪融化后明军可按照孙承宗的《车营百八扣》来个水陆并进,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截断其粮道,再顺辽河北上配合毛文龙抄袭其后方,后金只要有半个月的时间接济不上粮食,它在关门外的主力将不战自溃败,而后方也将不保……可后金真有那么傻吗?

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十三万大军号二十万远征明朝,兵锋所向直指山海关。后金大军十六日至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一路畅行无阻,于二十三日兵临宁远城下。后金大军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从沈阳出发走了九天才到宁远,要到山海关恐怕得十天,若是开春以后被明军封锁了大凌河、小凌河、辽河,要运送粮食去恐怕十九天也别想运送到,只要稍有差错,前方的大军将不保,这是多么危险的布局,努尔哈赤也真是老糊涂了,不过所幸的是他这个失误被袁大人挽救了……

但更可悲的是这个锦州本来就不是个适合固守的地方。宁远和锦州之间不仅有小凌河相隔,而且从宁远到小凌河还要经过塔山、松山、杏山等地,宁锦两地被阻隔的事例不胜枚举,“宁锦大战”、“松锦大战”都是印证,甚至在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中那个离奇的塔山阻击战也是一例,同样是利用锦州一带的特殊地形造就的,蒋委员长学袁大人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能不失败吗?这也算是蒋委员长跟袁大人的又一次“心有灵犀”吧……

其实,锦州本身能否守卫不是根本问题,问题是为什么不把决战的地方选在拉长后金补给线的地方,一定要选在明军自己都无法增援的地方?这是明显的失策~!这不仅在当时是空耗明朝的财力,同时也为以后“松锦大战”的失败留下了祸根。而袁大人的理解依然是“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

袁大人的谋略水准和蒋委员长有一比,袁大人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一败涂地,而蒋委员长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给其留下了永远的疮疤……而蒋委员长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从战术上讲,孙承宗知道等着敌人来犯宁远时可绕到锦州方向去断其后路而“横击之”,可袁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袁大人的失误使明朝辽东战局急转直下,所以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反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
[转]谋略背后的迷思——袁崇焕真有雄才大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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