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说得很“实”，但又处理得很好
把抓文学现象作为处理文学史的一个基本方式我觉得洪老师这本书做得比较好。从这一点来切入当代文学史，我觉得是很智慧的，也比较切合它的研究对象。另外一个特色，是我觉得洪老师真正用了“史家的笔法”，这很不容易。因为研究对象决定了有些话不能直说，历史还没有沉淀下来，这不完全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制约。这本书说得很“实”，但又处理得很好。我觉得有点类似《剑桥中国史》那种简要的、勾勒式的写法，点到即止，用的是些中性词。
曹文轩：我觉得90年代的文学，可以不写
我有四点感觉：看完这本书我的第一感觉是，“当代文学”仍然是一个合法的有效的概念。第二个感觉是，“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论断成为一个可以动摇的论断。第三点感觉是洪老师这本书的整个叙述风气，我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文学史也可以写得很好看。第四个是不太好的感觉，觉得这本书的后面太仓促了。我觉得90年代的文学，可以不写。因为跟我们现在挨得太近，处理起来非常困难。可能再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
陈平原：优点和缺点都从这里出来
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我给它定位为：兼及教科书与学术专著。这不是一本纯粹的教科书，也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专著，将来它的优点和缺点都从这里出来。
钱理群：一个标志性的著作，标志着当代文学有“史”了
当然这不仅是洪老师个人的创造，到了20世纪末，这个(当代文学写史)大概是成熟了，是可以做了，而洪老师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当代文学写史，有两个困难，一个是缺少时间的距离。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这就有一个主观情感的问题，因为这些文学是和你的生命联在一起的。我读洪老师的书有一个特别亲切的感觉，他所写的每一个作品，每一个文学现象都是我们经历过的。如果过多地投入个人感情，必然会遮蔽事情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20多年来我们对“当代文学”认识的过程。文革时期说得最高了，觉得当代文学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文学”。后来就走到另一个极端，极端的反感，认为当代文学不能写史，尤其是洪老师写得最着力的“十七年”，很多人认为十七年没有什么文学，没有什么价值，这显然跟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是相关的。到了90年代，“当代文学”包括十七年的各个侧面的问题都逐渐得到显露，使得我们有可能比较冷静比较科学地看待这段历史。这时“史”的写作就成熟了。而洪老师是最有准备的一位，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写出来了。所以我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赵园：所有敏感和尖锐的问题，都不回避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贡献。这本书好的地方在于，所有敏感和尖锐的问题，都不回避，但是着笔的时候非常节制和适度。我觉得文学史的写作就应当是这样，这是很合乎“规范”的。
严家炎：不动声色，抓住了实质
文学其实没有固定的体例，最好的体例就是能够把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发展内存的、最有特点的东西抓住，然后设制内容章节。这样的体例是最合适的体例。我认为洪子诚这本书恰好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本书在叙事上非常有特点，不动声色、客观、严谨、简明、机巧地处理很多问题，这本身就需要很深的功力。对史实的评语都很谨慎，而且都是隐蔽在事实材料的背后。把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梳理得非常清楚，抓住了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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