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人约瑟夫-华尔顿，怪就怪在被捕后，一言不发，始终以沉默来应付一切审讯，令国民党军警特务一筹莫展，虽绞尽脑汁，也未能查清其身份，只好称之为“怪西人”，聊以自嘲。
约瑟夫-华尔顿，真名叫罗伦斯，出生在苏联立陶宛，早年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担任过红军上校。他为人机敏，仪表堂堂，会讲德、俄、英、法四国语言，颇有一副西方绅士的派头。1933年，受苏联红军情报部(今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前身)派遣，罗伦斯来到中国，接替他的前任、“红色间谍”左尔格的工作。
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集中全力“围剿”苏区红军，苏联红军情报部在华工作的重点便是搜集有关情报，以协助中国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罗伦斯经过一番努力，打开了情报工作的新局面。情报网遍布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甚至渗透到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北平行营、南京警备司令部等要害部门。由于情报工作的迅速发展，人员的审查和安排就不那么慎重了，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最后出了一个给整个情报组织带来灭顶之灾的叛徒——陆海防。
陆海防是湖南岳阳人，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北伐战争时期到武汉参加革命，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任职。1930年，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陆海防遇到原十一军政治部工作时的同事于生。于生这时已是左尔格领导的苏联红军情报部上海站的主要人物。鉴于陆海防精通英文，又比较倾向革命，于生便吸收他参加了情报组织，让他将每天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有价值的材料译成英文。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陆海防只与于生一人单线联系。后来，1933年，左尔格和于生相继调离上海，于生临行前将自己负责的一部分情报关系转交给陆海防，让他直接受罗伦斯(化名约瑟夫-华尔顿)的领导
在陆海防接手的情报关系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刘燧元。刘燧元的公开身份是蒋介石武汉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武汉行营是蒋介石“围剿”大别山区、洪湖地区、湘鄂赣边区各路红军的大本营。刘燧元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搜集有关“围剿”战况的报告及“剿匪”方针、政策、措施等绝密情报，然后通过交通员转交给罗伦斯。
1935年4月中旬，罗伦斯让陆海防派交通员到武汉给刘燧元送信，为安全起见，信是罗伦斯亲笔用德文写的。秘密交通是一项极重要机密的任务，而陆海防竟让自己的弟弟陆独步去完成。陆独步根本不具备从事秘密交通的条件。他曾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平素衣冠不整，蓄发不剪，粗枝大叶，令人一看便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谓“名士派”。国民党特务对这种人非常注意。果然，陆独步一登上开往武汉的轮船便被特务跟踪，上岸后即被逮捕。他随身携带的那封德文信件也被特务搜出。在严刑审问下，陆独步和盘托出来武汉的任务和接头地点，但他只知接头人的代号，而不知接头人的真实身份和面貌。武汉行营的特务马上出动，严密监视接头地点——汉口太平洋饭店，准备搜捕接头人。
刘燧元按约定时间来到太平洋饭店，发觉气氛有些不正常，“茶房”“伙计”贼眉鼠眼、面露凶相，遂生警惕，当机立断，销毁所带情报材料，撤出饭店，并立即电告上海的罗伦斯。罗伦斯接电后，凭着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知道事情不妙，即派专人乘飞机去武汉，送给刘燧元350元钱作旅费，要他和家属马上转移。刘燧元决定和妻子分别离开武汉，到上海会合后再定行止。刘燧元当天夜晚即以去广州探望病重的父亲为由，取道天津转赴上海。后因特务追捕日紧，刘燧元在朋友帮助 下，上了泰山，得到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掩护而脱险。而刘妻带着三个孩子离武汉去上海时，被特务盯上。
刘妻抵达上海后，住进南京路上的东亚旅馆，特务随即监视这家旅馆。1935年5月5日，特务发现一个中年男子前去看望她，当即将这人逮捕。被捕者竟是陆海防。
原来，陆海防在派弟弟陆独步去武汉后，一直未得到弟弟的音讯，放心不下，听说武汉情报网有人来上海，竞不顾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未经罗伦斯批准，贸然前去探询，结果落入特务的魔爪之中。陆海防被捕后，倘沉着应付，也不至于造成很大损失，因此时特务仅处于侦察阶段，并未掌握太多的证据线索。但陆海防在受审时，被凶神恶煞的特务吓破了胆，为免受皮肉之苦，供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机密，并无耻地表示愿领特务去抓捕他的上级领导“约瑟夫-华尔顿”。罗伦斯就这样被叛徒出卖了。
罗伦斯被捕后，软硬不吃，一言不发，简直就象个哑巴，可他又不是哑巴。无论姓名、国籍、职业、住所，特务一无所获。罗伦斯的沉着机智，拖延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情报人员和机密文件的安全。
罗伦斯的住处在上海法租界一所外国人公寓中。这处秘密据点，叛徒陆海防并不清楚，特务也就无从查获。罗伦斯身边有三位苏联派来的助手：一位是法国人，任无线电通讯员；一名波兰人，任技术机要员，还有一位苏联人，担任他的交通员，负责莫斯科和上海之间文件的传送。他们分居各处，但常去罗伦斯的寓所。自罗伦斯被捕后，他的这三名助手发现罗伦斯的房门连锁数日，估计已出意外，决定冒险破门入室，将房间内的机密文件和器材转移出去，以免落入敌手。在一天深夜，那位膀大腰圆的年轻交通员在另外两人掩护下，硬是用身体撞开房门，将房间内的所有器材、文件安全转移。这位勇敢的交通员回国后，受到红军情报部的表彰，荣获一枚勋章。
由于陆海防的叛卖，除罗伦斯外，国民党当局还陆续逮捕了苏联红军情报部人员陈绍韩、黄维祜、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等人。其中，陈绍韩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三军军部上校参谋，蒋介石下令对他军法审判，迅即枪决，其他人一直关押到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
“怪西人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想搞清此案的背景和组织情况，以破坏整个情报组织。我党中央对此也极为关注，当获悉日本情报系统已掌握此案内幕时，党中央急派“左联”盟员关奚如等请鲁迅先生通过内山完造和其他日本友人了解案情。三天后鲁迅先生即通过胡风向关奚如转告了有关案的情报。党中央了解此案内情后，即密切配合其它设在中国的国际革命组织采取紧急措施，使一部分情报人员及时转移，阻止了案情的扩大。
罗伦斯被捕后，国民党当局先在上海对他进行侦讯，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便将他押解到武汉。1935年8月24日，湖北高等法院开庭审判“怪西人约瑟夫-华尔顿”，最后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有求于苏联，在苏联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937年将他释放，罗伦斯取道新疆返回苏联。
至于叛徒陆海防兄弟，后来都死心塌地当了军统特务，专门搜寻他们所认识的国际组织情报人员。全国大陆解放时，陆海防逃往台湾，陆独步则在大陆潜伏下来，肃反时被上海公安部门查获，绳之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