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最近就审视过乔丹·魏斯曼（Jordan Weissmann）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女人在高盛得到晋升》，文章试图阐释导致女人在工作中不如男同事的社会原因。根据这项研究，魏斯曼指出孩子是产生这一差距的主要因素：“事实上，家庭责任是阻碍女性向上层晋升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福布斯的赫莱茵·奥伦（Helaine Olen）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也许高盛（及其它银行）通过晋升，或通过煽动一种使女性员工难于做好自己工作的氛围，公然地歧视女性员工。魏斯曼更新了他的文章认可了这种可能性，他在文章中说到：高盛性别歧视案将通过法庭给出说法。 在投行业风起云涌的1990年代，我曾就职于高盛。那是我离开大学后的第二份工作，我希望为我的经济学学位增色，也希望可以挣足够的钱来支撑我刚刚起步，但抱负远大的作家生涯。与大部分我的常青藤校友不同，我并不是能给公司带来丰厚回报的业务骨干，而是股票研究部门的一个编辑——这基本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甚至任何一个英语专业的人，只要能学会那些金融行话就能做这个工作。我们只是高盛最一流的研究部门的一个小兵，就像一个车轮上的零件。在这个部门，分析师们在他们所研究的行业中做出投资预测（例如采矿、制药、零售业等）和股票推荐——买进、卖出、持有——而这时，我们这些小编辑要做的，只是确保他们所有的专业术语引用都是符合文法的，同时确保他们遵从公司和《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这样的行业期刊所共同设定好的既有模式。 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记忆有可能是错的。但是性别歧视案中，指责高盛在公平的薪酬与晋升方面的“敌意与边缘化”，对我来说似乎还记忆犹新。这个案子中援引了一个1997年的事件——我还在高盛的时期——其中一个原告宣称，在一次高盛赞助的赤裸上身俱乐部的外出活动后，她被一名同事强奸——是的，赤裸上身俱乐部，是的，由高盛赞助的。这些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不在这个圈子中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厌恶女人的文化在这个圈子中是有多么的正常，尤其是像高盛这样总是因为“优雅”的声誉而自豪的公司。 我曾经和朋友们在一起讨论我们的工作，每当这时，他们对我的工作的反应总是像这样“这听起来像一个强大的兄弟会。”在高盛的一间办事室，就有一些人恶作剧地拿几张不同《花花公子》女郎的半裸照替代公告女性新人加入的备忘中的证件照。人们都不觉得这么做显得幼稚愚蠢，反倒是抖机灵的表现。但是当我对此提出异议时，却被一个同事指责为“毫无幽默感”，说我也会读女性色情杂志。 品评女性初级分析师是否性感是例行公事，编辑这个职位至少能让我身处这种“主流”之外，就如同一块女性化的“飞地”一般。我记得有一次在电梯里，一个穿着耶鲁夹克的男分析师，向一个初级的女分析师吹嘘他的光辉岁月，他说八月份的斯特林图书馆是“打野炮”的好地方。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不性感的事情了，但是从那个女初级分析师的表情来看，她是赞同的。我的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同事经常被一个中年男分析师跟踪。开始，这个男人看起来挺友好的，常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接着他们聊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向我们透露，他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哭诉他可怕的婚姻状况，这使她感到很不舒服，足以让提出让他不要再花这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了。 分析师们甚至自由出入我们的没有门的办公室，就像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编辑这个职位卑微地下，就像《唐顿庄园》中洗碗的女仆一般，每天簇拥的，要么就是莱昂·库珀曼（Leon Cooperman）这样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的CEO，当年还是个零售公司分析师，他最近在《纽约客》上撰文拿奥巴马当选和第三帝国的崛起比较了一番）；要么就是比尔·杜德利（Bil Dudley）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在纪录片《监守自盗》中露过脸，片子是关于高盛在经济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 大部分分析师都是男人，他们通常都随时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且从来不会质疑自己的这些行为。他们的秘书（大多是中年白人女性），就像妻子一样为他们奉献，在年底的时候会得到一大笔奖金，新的裘皮大衣和钻石首饰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像镀金时代歌剧院。大部分有名的分析师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可替换的零部件一样，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名字，肆无忌惮的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吃三名治，还一声不吭的把他们的垃圾扔给我们。一次，一个分析师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用牙线清洁牙齿，当我阻止他时，他竟当众辱骂我。 我受到冒犯，却被指责缺乏社交技能，我得到了第一个不良记录（由于我的反抗这个记录被删除了，但其实就是换了个词，说我不够服从命令）。由于触犯了着装方面的潜规则，我已经处在观察期中：编辑及其以上的职位不得在大厦中穿运动鞋（那些光鲜的秘书除外），就好象穿高跟鞋走上一两里路是轻松事一样。事实上，女人穿高跟鞋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职业道德，跟儿越高越好。女人最被赞赏的着装是紧身套裙，脚上踩着一双跟儿和铅笔差不多的高跟鞋，摇曳多姿。（我记得在一次公司的圣诞派对后，男分析师们开着车回家，而职位较低的女分析师都是徒步去做地铁，她们当中半数的高跟鞋会被地铁里的格栅卡到。） 甚至于一些能力很强的女人也是这样的，我本以为她们至少会因为他们的年龄或者资历，而免于受到这种奇怪而守旧的规则限制，这样也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工作热情。一个很特别的女人一直让我很疑惑不解——她是第一个突破重重阻碍而被允许进入哈佛商学院的女人。 我的同事们告诉我，她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节节攀升。她也是一个倔强的高盛信徒，每天最早来上班，也是最晚下班的。她似乎从来不需要休假，除非她辩解，她曾出差到高盛在日本的分公司，她从那里给她的下属带了一些樱花图案的围巾做为礼物：她的下属是那些有很高的学历却最终沦为办事员的女人们，她的”女孩们“，她这样称呼她们，以一种深情却等级鲜明的口吻。这个女人一定比她的男同事要聪明得多才能有机会进入哈佛商学院，她不辞辛劳的为高盛工作，就仿佛高盛的成败几乎都要靠她了。据一些同事回忆，即使是在她与乳腺癌抗争的那段日子，她依然在办公室工作，有时会很疲乏，假发都歪到一边了。其中一个人说，有一次，她们甚至委婉的提醒她，将乳房假体塞回到内衣里。 当然，从我这样的小人物的视角来看，我对于公司的内部运作一点也不了解（当时，高盛完全是合伙经营企业），令人悲哀的是，这个女人彻底的为高盛奉献了自己的人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牵绊，按照社交礼节的需要，每天穿着让人痛苦的4寸的高跟鞋。更让人感到难过的是，她还以她认为的体面方式参与这种兄弟会文化，当男分析师让仅有的几个女分析师用新式吉列剃须刀修整腿毛的时候，她也跟着一起大笑。（当那个女分析师修整完毕之后，她甚至还用一张信用卡刮擦她腿上残留的毛茬，来让大伙儿高兴。）。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高盛，但是作为回报，每一年高盛公布的合伙人名单中都没有她的名字。我不知道她是否参与了角逐，但是我知道她不只在中层职位上很稳定，而且曾用尽全力并使用一些不太好的手段去争取一个职位，但是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她的锋芒总是被掩藏。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在高盛能获得成功。即使以一种良性的方式，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的巨大的男人世界。被写入《机构投资者》的年度行业评点，是分析师们奋斗的一个目标，但其中的遣词造句，却都是体育术语：领导“全明星”阵容，步入“名人堂”。对我来说，就好像为了成为一个有幽默感的“球员”，我得微笑着进球，你还得成为一个否定自己额外的X染色体，比如，你得否定真正的自己。什么样的女人，才能一边正襟危坐地享受眼前晃来晃去的乳房，一边接受同事与客户抛丢过来的打情骂悄？ 当我的作家职业稍有起色的时候，我离开了高盛这个是非之地。虽然这份工作有着很高的福利待遇（有时候我去看牙医都能享受额外的津贴），而且这个工作闭着眼睛我都能做好，这个地方真是的在折磨我的灵魂。Tom（非真实姓名）是一个合伙人，他是华尔街的明星，看起来与众不同，一个脚踏实地的家庭型男人，即使是他，也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记住我们的名字。即使是Tom这样的人，也令我失望了，他被他的助手因为性骚扰起诉。这件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发生了性关系，而且是在他的办公室，那里挂满了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因为这件事，他好像被允许留下来直到退休）。 1999年，在我离开不久，高盛公开募股，回报差不多是美国教育协会奖学金的一两倍。对于员工来着相当于中了彩票，即使是编辑这样低的职位。周围的人老是问我后不后悔？我也不知道，我曾经想过吗？我只知道，一些坚持下来的编辑现在很有钱。对我来说，我一点都不后悔。刚才，我在Google上搜索了那个让我既好奇又痛苦的哈佛女人。她离开了高盛，目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家族企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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