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法定许可，是指他人依法律的明文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有偿地使用其作品。这是我国著作权法对作者权利的一种主要限制，其实质在于将著作权中的某些权利由一种绝对权降格成为一种获酬权。根据本款的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所指的转载，是指原封不动或者略有改动之后刊登业已经其他报刊发表的作品。摘编是指对原文主要内容进行摘录、缩写。其结果应该对原文内容有较系统、全面的反映，如果仅仅抄录检索用的作者名称、出处和章节名称等，则还不构成文摘，故既无须征得著作权人许可，也不必付酬。根据同条第一款，该法定许可仅适用于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至于报刊转载图书作品，或者将报刊或图书上的作品结集出版图书，均应该依法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直接支付报酬。依法定许可进行转载或者摘编时应该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原作首次发表的报刊名称和日期。法定许可转载、摘编原本是对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作者的权利的一种限制，但是，如果大量地、生搬硬套地转载他人同一本刊物中的文章，则有可能触犯该刊汇编作品的著作权和版式装帧设计权。
为何著作权法赋予报刊社以转载、摘编权而排除其对刊登作品的专有使用权呢？当然，法律并不禁止著作权人将其作品的某项或多项专有权利通过转让或许可的方式让予或授权给某报刊社，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报刊社对此作品的出版或登载行为并非本款所指的法定许可的转载。我们知道转载报纸多为日报，期刊多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报刊社同图书出版者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报刊出版周期短。日报为24小时，多数期刊为半月、一个月或两个月。而一般图书的一版和二版的间隔要以年为单位计算，畅销书也要几个月。第二，报刊在短周期后再投入市场的是内容不同的报刊，而图书在长周期后重版或再版的是同一图书。因为周期长，盗版复制品可从容进入市场，影响已出版图书的销售和妨碍其重版、再版，所以图书出版者需要专有出版权保护其利益。报刊的周期短，且再问世的是另一内容的报刊，所以转载其他报刊已发表的作品，既不能对这些报刊的销售有多大影响，也不会妨碍下一期报刊的发行。所以，对图书出版者是至关重要的专有出版权，却不是报刊所必需。
著作权法不但没有规定报刊出版者对其刊载的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而且规定报刊出版者对其他报刊刊载的作品有转载权。这一规定是为了公众利益制定的，它可以使有价值的作品迅速进入不同的读者层，满足公众的文化需要。虽然报刊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但从逻辑上分析，报刊的转载只要支付了合理报酬，应该说并不悖于作者的合法利益，因为作品业已发表，以新的形式进一步传播一般并不违背作者的意志。著作权人如欲排除法定许可的适用，例如只愿在特定报纸而不愿在其他刊物上刊登其作品，或者在登载后发现有问题而不愿转载的，应在发表作品时作出声明，或者在国家版权局的《著作权公报》上刊登声明(《实施条例》第四十三、四十八条)。由于法律允许作者通过声明保留权利，排除有关限制，故有人称之为“准法定许可”。还需要明确一点的是实践中许多报刊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而发表声明“未经本刊同意，不得转载本刊发表的作品”，这类声明若非经著作权人授权应当是无效的。
关于报刊转载、摘编的付酬问题， 国家版权局于1993年8月1日发布了《报刊转载、摘编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依法定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人应按这些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如遇著作权人或者其地址不明，应在一个月内将报酬寄送国家版权局指定的著作权使用费收转机构(《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即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
在报刊转载、摘编问题上还应注意两点：其一是报刊社刊登演绎作品时，除向演绎作品著作权人付酬外，还应向原作品的著作权人付酬，因为是对原作品的间接使用。刊登、摘编了剽窃、抄袭的作品等侵权作品，报刊不负责任，但明知其为侵权作品而刊登、摘编的除外。其二应当将报刊社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问题同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五)项中的合理使用区别开来。报纸、期刊为报道时事新闻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发表的作品，以及报纸、期刊刊登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作者声明不许刊登的除外)，皆属合理使用，报刊社不必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必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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