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笼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美国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然而，不是所有的国家，也不是所有的权力都能得到驯服。包括美国在内。观诸各国时事，“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却是常有的事实。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是让我们颇费心机的问题。 我们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但总体效果如何，不容乐观。比如，有禁令曰：不允许法官的直系亲属在该法院代理案件。然而，法官的亲属找托儿出面代理的现象不乏其人。有的老公是法官，老婆是律师，为了遮人耳目，不惜以假离婚应对。有禁令曰：不允许警察经商办企业。然而，警察作为隐名股东的个案不在少数。好多洗头房就有警察参股。这种法多不灵的现象说明，仅靠禁令是无法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把权力关进笼子，关键要落实在管理层面。比如，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制度、建立简政放权还权于民的制度等等才是根本。只要公务人员没有以权谋私，就不应对他们的私权作过多的禁止。禁令过多，必然导致弄虚作假盛行。 我们一方面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另一方面不能因为限权过多而窒息了社会的生机。把握权力的收放尺度很重要。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 “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模式而来。法国的做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英国革命是保守的，渐进的；法国革命是浪漫的，激进的。事实证明，英国约束权力的道路对社会造成的动荡较小，人民的幸福指数高。 我国建国后 ，在权力收放上，前三十年走的是法国革命模式，后三十年走的是英国革命模式。我国人多，经不起暴风骤雨式的折腾。二三十年的稳步发展，让我们在权力收放上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我们的经验是：坚定推进，审慎操作。我们的教训是：减人不减权，每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法律至上，没有从政治权力合理分配和制衡上解决问题。看来，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考验着政治家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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