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看来，家庭农场区别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进行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而非满足自身需求。注册家庭农场后，家庭农场主是所有者、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统一体。 中国农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说，家庭农场与合作社的区别在于家庭农场可以成为合作社的成员，合作社是农业家庭经营者(可以是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也可以兼业农户)的联合。 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其中，上海松江、湖北武汉等地培育的家庭农场成为范本，但这些农场的范围与界定千差万别。众多专家都认为，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只要在本地承包土地，经营多个综合性农业项目，都鼓励申请家庭农场。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工商局注册科长张祥蓉说，家庭农场是个新生事物，国家还没有详细政策出台，目前先鼓励做起来，等到相关政策出台了，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再整改。 关键问题是土地流转 农业经济专家郑风田表示，家庭农场代表着集约化经营，意味着家庭农场主承包的土地应该比普通农户多，这个多出的耕地就需要从别的农户租种。这些土地从哪里来？郑风田分析，我国目前有两亿多农民离开家乡进城务工，但很多农民工选择把家乡的土地交给亲戚邻居耕种，并没有闲置。在非农就业工作、户籍、社保、住房等都还没有解决之前，这些农民不会贸然把土地长久流转出去。不仅如此，在一号文件中也规定，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制农民流转土地。 这似乎给家庭农场的发展限定了区域：只能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发展，比如在长三角、珠三角，或者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周边城郊。但对那些远离城市、非农就业有限、土地流转比较难的地区来说，家庭农场就很难发展。 由此看来，未来非农就业机会与城镇化的速度直接决定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不能够人为地让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超越城镇化与非农就业速度。郑风田说。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在两会上建议，应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规范土地流转等入手，有序推进家庭农场建设。 他认为，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对捍卫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理清家底等有重要作用，也是规范土地流转的先决条件。 对农民而言，关键是要着力于自身素养和能力的提高，使自己成为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者。黄祖辉认为，现阶段政府推广家庭农场不宜操之过急，不能追求形式和数量，应主要在家庭农场产生与发展的环境上下功夫，比如在产业组织化、服务体系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经营者进入退出机制、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下功夫，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 不能强造家庭农场 郑风田说，家庭农场是现行家庭经营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形式，必须根据当地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民退出愿意渐进发展，防止从众、急于求成等倾向，更不能出现垒大户式的强制人造家庭农场。 目前，我国不同地区土地流转的比重差别很大，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最高，分别达59.3%、46.3%；第二梯队的浙江、重庆、江苏分别是38.9%、36.2%、34.2%；第三梯队的湖南为21.4%；第四梯队的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分别为14.6%、14.2%、13.76%、13.39%；第五梯队的山西为5.77%。第一与第二梯队，非农就业多，非农收入高，城镇化比率高，农民务农积极性低，土地流转的比率就大，发展家庭农场就比较容易。而中西部农区，土地流转率20%以下的地区，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少，城镇化率低，农民放弃承包土地的意愿低，这些地区不应强制发展家庭农场。 郑风田建议，整体看可以在城镇化比率高、非农就业比率高的地区适当建设家庭农场，不应全国一刀切都搞家庭农场。 黄祖辉认为，发展家庭农场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比如，不能单纯追求规模，尤其是土地规模，关键是要追求比较效益和家庭农场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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