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07-09
李煜，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国君，亦为南唐亡国之主，宋太祖赐号“违命侯”，世人多称“李后主”。
作为南唐一国之君，李煜无胸才大略，政绩平平，史料记载该君终日饮酒作乐，不思进取，甚至听信谗言，冤杀谏臣潘佑、李平，最终亡国归为“臣虏”，由一国之君沦为赵宋之阶下囚。而作为一代词人，李煜以其高超的艺术成就对词的发展客观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以自己国破家亡的深切感受将种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化，唤起历代读者的共鸣，其大量字字血泪珠玑的名篇佳句，为历代莘莘学子所诵读，更为文人百姓社会各阶层人士欣赏陶冶。
综观中外历史，绝大多数亡国君主都是被钉在了耻辱柱上，经受历史的批评与谴责，甚至为后人所鄙视与唾骂，而唯独李煜除外。不仅是为他的高超艺术才学，更是因为他亡国未亡心，丧失国家政权却未丧失人格尊严，知耻守志，消极软抗，身陷赵宋王朝阶下囚，心却始终眷念着南唐故土，从未向赵宋皇帝乞怜，更未向早他四年亡国、当时同在汴京的南汉亡国之主刘银那样奴颜卑膝。因而，对于李煜，人们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惋惜和遗憾。
的确，李煜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可是却因身在帝王家而不得不走上国君的位置，走向当时那个风起云涌政权更迭的时代潮头。可李煜自己显然更喜欢并更适合的是吟诗赋词，而他所要面对的却是治国安邦，挽家国于生死存亡，这实在是个历史的误会。
放眼五代十国当时之天下形势，赵匡胤已上演“黄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而建立宋，以其雄心壮志，扫灭群雄、平定天下已成为大势所趋。而南唐恰恰相反，其开国皇帝李昪打下辽阔的疆土，在富庶的江南建立了强大的南唐帝国，兵强马壮，当时的中原，整个社会经济却因战乱连绵不断遭受重创，群雄纷争却无一国具备统一天下之实力。可遗憾的是李昪仅在位7年就因服用丹石中毒而亡，偏偏后来李璟做了南唐国主（中主），而李璟没有其父开疆辟土、治国安邦之雄才伟略，甘心偏安江南一隅，苟且偷生，甚至甘心自废帝号，向人俯首称臣，在李璟手上的南唐帝国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等到李燠继位，南唐纵有四十余载历史、广袤的疆土、富庶的经济，但赵宋政权统一天下已成大势，而南唐却无相当的军事实力，再加上李煜不懂政治，不通军事，治国御敌之无能更使得南唐在宋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亡国，只得惊叹“几曾识干戈”！
然而，也正是南唐政权的终结，历经从帝王到阶下囚的沧桑巨变，促成了李煜词作的升华。无论是《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还是《浪淘沙》（“窗外雨潺潺”），《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乃至《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凡李煜词之经典，无不是其被俘汴梁，“归为臣虏”后之作。无论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捶胸之痛，还是因“几曾识干戈”而“仓皇辞庙”以至“独自莫凭栏”，世人无不可以读出李煜纯净直率的赤子之心，其古国之思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加重，其浩叹也一声比一声悠长，一声比一声沉重。这一篇篇、一句句从他心中、笔下喷涌而出的词章，可以认为都是他的血泪所凝成。尤其《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更是将李煜词作推向颠峰，其“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成为了千古流传的绝句！后人有评“国家不幸诗人幸，活到沧桑句便工”，实为李煜之最佳写照！
由此看来，作为一国之君，李煜是失败的，其失败不仅是由于其治国无能，其接手的南唐政权在当时天下的形势，和后来的明崇祯皇帝接手的大明江山一样早就气数已尽，回天乏力，更何况又遇到李煜这样的一介文人！而其作为一代词人又是成功的，他的创作推动了词作的发展，其借词抒怀使得他的词突破了当时盛行的流连风月、沉湎花间之风气，虽然没有直接改变当时的风气，却使后人受到相当影响，而其后留下的一篇篇绝世之作更加奠定了李煜在当时词坛不可撼动之地位。
应该说李煜是一个悲剧性的政治人物，而其悲惨的经历又充分释放了他的文学才华，很难说清其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如果当我们今天提起李后主，首先便想到的是那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反之亦然，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李煜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