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一个安徽的安庆啊。
这篇文章很全，推荐。
古 城 池： 风 雨 八 百 年
作者署名：老屋
一、寻找古城池的记忆形态
上游——中游——下游：长江自然地理的三级落差，安庆居下游，是为八百里皖江的门户；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国家行政地理的方位坐标，安庆居长江之北，地处东方文明古国之皖西南，是为千里大江北岸（旧时汉口至南通）惟一的一座古城池。也就是说，它既是下游又是上游，它既称东方又同时称西方、南方、北方，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你说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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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徜徉在西门老街，还时常看到民居外壁嵌有几块“嘉定十年”（1217）或“绍定壬辰”（1232）之类字样的城砖；如今，倘有兴致或到市博物馆一走，或上太平寺街访问学者胡寄樵老先生，或去古玩城程老板位于工农街私宅的后院，就会访到一大堆镌字古砖和拓片，这些砖载记忆差不多有七、八百年光景了。神萦多年的老城墙，恍若遥远的梦中，当我见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城墙、门楼、亭台、栅栏、关隘等等荡然无存，“城”的概念没了，只留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市”，让人追怀继往，欷歔不已。对我来说，1958年的大面积拆除古城墙行动，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只有通过对乡邦文献的消纳含化和对一大批先贤传承的口碑归并创新，我才有机会与每一代老城墙和某一块老字砖，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在喧嚣的市声里，我常骑着单车独自绕“城”一周，希冀找着些老城的影子。每从宜城路口南头枞阳门商场的江边北上，经“枞阳门”（东门）、“大栅子”、“小栅子”、“建设门”（菱湖门、小东门），往西过菱湖南路“小北门”（城门洞之一，位于双井街北街口，出洞门直抵民国时期的国立安徽大学），越柏子桥大转盘，上德宽路北正街口，走“集贤门”（北门）、遥望西北的“万观门”，抵玉琳路口再往东，似见“正观门”（八卦门、西门）、“玉虹门”、“金保门”、“同安门”，不觉过程良路和西门渡口，来到沿江西路笔直朝东，经“镇海门”（盛唐门、大南门）、抵“康济门”（小南门），过港务局码头拐个小弯又是往北，返回原点“枞阳门”。这13座城门（含两栅子门和一城门洞），都是元代至民国时期的墙体建筑，而建城之初的宋代，又有哪些城门呢？
那是787年前的一个冬天，经过近一年的加紧施工，安庆城墙圆满完工了。它周长9里13步，墙高2丈，墙脚宽7尺，顶宽3.5尺，中间垒土，两边包砌青砖到顶，顶端砌有3032个垛口，墙内面积折合今制为2.7平方公里，城池略呈圆形。墙体开城门5座：东面，枞阳门；东南面，康济门；南面，盛唐门；西面，正观门；北面，集贤门。由此算来，安庆的建城起步时间是公元1217年，即南宋嘉定十年，史称“山口宋城”或“南宋安庆老城”。
以上5座城门，一改安庆城池史前（1217年前）土城山寨圭角方门之态，砌成牢固的砖石券门，其上有两层飞檐门楼，5门是为南宋建城之初的名称。经历代战乱、修建、增拆和自然灾害，城门的位置、称谓、样式、功能等等，如前所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提及的是，在西、北之间的万观门，为元代余阙（1303——1358）苦心经营的6座城门之一，几年后，因被起义军攻溃而破败，延至明初，已渐雍塞，万观门风貌不再……今日，我就这么绕安庆老城一周，用不了个把时辰，似有访古旅游的味道。
为了获取更多的古城墙遗址信息，我又顺时针绕老城一周（先前是逆时针方向），此刻感受的，又是它那古朴的文化氛围。笔者就目力所及，拣选些有趣的说来，与你分享：刻在东门城墙上的“枞阳门”3字，阴文，为清代著名书法家、泾县人包世臣（1775——1855）所书，每字直径约66厘米。见其门楼之上高悬一副楹联：“经过些云海升沉，听野寺晨钟，恍如一梦；说不尽古今幻变，只中流皓月，曾照千秋，”传为清末巡抚彭玉麟（1862年在任）亲撰。往西行不远，就是康济门，其上原有一匾额：“江国风清”，为乾隆间安徽巡抚托庸（1761年在任）所赐。再往前，又见镇海门，其上也有一额，名“海门天柱”——其题意源自元代小孤山“海门第一关”之石刻，后人又据此生发出“海门夕照”为安庆12景之一；更有墨客据此引申为《史记》上一段“秦始皇渡渚”典故：“（其地）日落霞光万道，浪金涌，樯帆一障，似俱从日边来。”不过，明代王世贞（1526——1590）舟过安庆，面对如此美景，确实说过，皖城崇雉（锯齿形的城墙）环山，浩波抱郭（城厢），城内外皆山，灵雾广照，万松之名，惊为海上蓬莱。镇海门前，游人不觉驻足，但见城楼又悬一联：“夕照海门，玉笛数声搦杨柳；月横城阙，蓼花几点掠渔舟。”一路怀古，轻车熟路，不觉早过了城西，望见城北集贤门上4个大字：“宜城天堑”（详见下文），抬头望时，又得一古对：“远眺龙山，雄关地脉来千里；近登凤阙，古郡江头有万家。”站在北正街尽头集贤门的遗址上，向东望去，思绪滑过龙山路、安师院、到二中拐弯，往南……不如多搜集些古人联语，顺藤摸瓜，“以毛求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逆向思维），以楹柱上的对联来寻找古建筑物遗存，是否可行？在苦无实物资料的情况下，不妨一试！果然，通过中国楹联专家白启寰先生辟出的墨路，又找着了城墙上的几处古建筑。越集贤门往东不远，就是黄花亭，它就建在城北的古城墙上，旧为安庆府的钟楼，毁于民国时期，亭上有联，不妨借来一乐：“几声清响动山色，十里和风送稻香。”在二中与卫校之间，又发现一“百花亭”，建于城墙的东北角上。需要说明的是，“此亭非彼亭”，它不是当今卫校里的“百花亭”，也不是《百年安庆》中所描述的那两篇“百花亭”，它是城墙上的连体建筑物，故予引征。令人惋惜的是，此亭已毁于太平军的战火，联为后人新作，不赘。回到城东“枞阳门”时，读联又得一亭，史料少记，不觉狂喜，联语很通俗：“八皖风平清四境，一江波稳载千帆。”见联思亭，它就落在“枞阳门”北侧城墙上（今迎江区委大楼南侧），名“菜花亭”，民国后期被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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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十三年的城池打造史
公元13世纪初，北方金军大举南侵，破光州，逼鄂州，沿途多警，长江中下游一带形势十分吃紧。那时安庆还没建城，仅有两座土城栅，一在皖口（距今怀宁县山口镇5华里），一在盛唐湾宜城渡（今安庆市区），两城栅相距15华里。1217年，为了抗击南下金军，扼守长江下游门户的安庆，成为南宋ZF亟待南渡的战略要冲，驻安庆的军人ZF遂决定：在皖口（山口）筑起一座战备砖城，史称“南宋安庆老城”。14年后的1231年，“安庆老城”从皖口东移15华里，在宜城渡再筑砖城，史称“南宋安庆新城”（今市区）。“新城”所用的砖料中，部分自“老城”拆卸运来，部分来自皖口及周边的庙宇等建筑物，还有部分为各处窑厂烧制……就在打造安庆城池的过程中，约当1236年前后，蒙古人来了，安庆市ZF和市民弃城逃难，一度迁往东郊江面上的罗刹洲和贵池杨槎洲。数年后，形势稍定，人们陆续回到宜城渡，新的市ZF再度掀起了新一轮造城运动……
1260年，安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马光祖，在“新城”（今市区）的废墟上，再建城墙。拿现在的话说，他的职衔是：江南东路沿江军事防务长官代理中央工部所属之和县、无为、安庆三地区粮农垦收全权特派员。安庆城的初建工作，自黄干始到马光祖止，前赴后继，从1217年到1260年，陆续修建了43年，终于大功告成，同时成为宋代怀宁县和安庆市两级ZF所在地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西线“桥头堡”，它的军事战略地位日渐显要。
这样绵延下来，安庆城池经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六大朝代，直到1958年老城墙被大面积拆除，它的实际存世时间连续计算当为698年（1260—1958），加上前43年陆续修建的南宋“老城”和“新城”，安庆古城墙的全部存世合当741年（1217—1958）！从1958年至今，又46年过去，安庆城诞辰787年（1217—2004）。
三、“安庆速度”的创造者
建城之初，那些造城先贤们的聪明才智以及他们的组织结构、筑墙中的管理方法、建筑队伍和工程进度等等，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多想知道。七百多年以来，历史没有忘记，它间接录下了最初的那次高速造城运动，让我们去分析、去考证。
据查，七百多年前的南宋，“全国”人口仅有2785万，为了修造“南宋安庆老城”，在近一年时间内，先后动员军民5000人、征用民工2万人，合计25000人，几乎占了“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想想看，当年它是怎样的一项声势浩大的工程——
这25000人当中，有5000人是屯田军民，系准军事化组织，闲时耕作、操练，战时上前线或运输或修筑军事工程，他们被指派抢筑安庆战略军备城，每人参加筑城时间最少不得少于90天；按住户和田产征用的2万民工，每人每天轮换出工，歇人不歇工。夏天，每人每月可得到6天的休息日，午间歇息半个时辰，秋后减半。
他们的领导管理方式，是非常缜密的，达到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要求，至今都还在被我们广泛应用在各个生产管理环节。即：管理到位、落实到人、分段包干、层层把关。他们把各部门抽调、借调和聘请的各级公务人员（含军事人员、转业人员），按品级大小兼顾工作能力，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再把“班子”成员分解成18个管理单位（不含正、副指挥长），分头落实、统一协调、紧密配合。如何了解具体的管理动态？我们不妨通过分析他们的组织结构，就不难知道筑城的管理方法。
筑城总指挥长黄干（1152—1221），职衔：京官正六品代理安庆市市长兼农商军恳局局长。
筑城副总指挥长项强，职衔：正七品官安庆市第一副市长兼文化教育局局长。
筑城管理处A段督察官赵善部，正八品官怀宁县县长。管理处B段督察官郑瀛，从九品安庆市公检法法官。C段督察官赵善琩，从八品安庆市GA局刑警大队长。D段督察官王栗，从八品安庆市第二副市长兼ZF秘书长。E段督察官张似之，从八品代理枞阳镇（市直辖镇）管委会主任。F段督察官柴国安，第28阶武官，浙江台州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G段督察官李琦，第35阶武官，新设太平州武装部长。H段督察官赵时利，从八品安庆市警务部队消防大队长。I段督察官戴具，第43阶武官，太湖县关防营营长。J段督察官周煜，从九品安庆市怀宁县公务员。K段督察官陈榕，国家编制注册学者；候补官王仁，编外国家学者。L段督察官向公荣，地方编制学者、嘉宾。
以上为筑城城墙被划分为12个段（处）的包干负责人，他们行使督察官的职责，向正、副总指挥长负责，并直接受命于筑城总指挥部调遣。此外，还设有6个专门的筑城原材料供应处、工程部和总监工。如：木竹薪炭供应督察官卜师服，某武官东南路某部第一副长官驻安庆市伐木场总管（其行政职衔相当于筑城副总指挥长级）。城砖烧制管理督察官杨传，从八品安庆市政法长官。城砖烧制管理处监理干事余隆礼，编外学人。总指挥部秘书兼财粮供应处负责人慕容顺，从九品宿松县ZF秘书长。总指挥部直属壕沟连连长尹椿，某武官池州烧砖统一管理司属下。总指挥部直属营房连连长王先，某武官原淮南东路（扬州）军区司令部工程兵。总监工张朝宗，第43阶武官，安庆市武装部长。
由此可见，在18个管理处（段）之间，其工程质量和工程（作）进度是互相督促、互相协调发展的，总指挥部是解决各处（段）矛盾并施以奖惩、调度、监理、督促役使的权力机关，它同时又起着衔接、弥补18个工作单位之间因领属关系所造成的人工割痕，体现了工程的完整性、统一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掘了人的潜能，把社会各界和周边“邻居”积极性全都发动起来。当300天城庆之日，连百岁婆婆和她的家人都来道谢，男女老幼的亲和力加上科学的组织结构，使建城大军奋力打拼，在787年前完全没有机械动力的状态下，人力资源犹显重要，这一支南宋的建筑队伍，创下了中国古建城史上的“安庆速度”！
四、六朝城建史略
以黄干为领导筑建的南宋安庆“老城”和“新城”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毁于战火，几万人创造的“安庆速度”在战争机器面前轰然坍塌，那是因为，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匆忙逃离家园而将城墙遗弃了。后来的史实证明，在一些历史条件下，人在墙在，“人墙”联手就会拒战火于墙外；而在另一些历史条件下，人去墙倒，“人墙”分离双双又总为战争所伤，甚至为自然灾害所累。
综览六朝城建史，以10个字可以概括它的全部历程：“建、降、水、修、烧、战、月、割、拆、保”。
建：宋朝的建城。前文已述，不赘。
降：宋末元初的降城。
公元1275年，南宋朝代任命的最后一任安庆市长范文虎（？—1301），因惧怕元军，特备酒到九江忽必烈之中书左丞相伯颜处受降，将安庆城恭手让给元军。1956年4月，在市内棋盘山的糖厂建设工地，出土了范文虎棺墓，时人得有机会一睹投降派“尊容”。
水：元代的水城。
公元1353年—1356年，元代的安庆市最高长官余阙和督军韩健，组织军民，首次开挖3条长壕，引江水环城。第一条壕由枞阳门桥向北引达集贤门，由大湖排出。第二条壕自同安桥转经太平寺回绕八卦门，经镇海门、康济门与枞阳门长壕汇合。第三条壕自今第一制药厂、德宽路转南庄岭、纺织厂流向大湖。在三道壕之外，还圈有一道木栅栏，把城墙增高至二丈六尺，护城壕深至一丈，四周城墙建起了3层箭楼6座，加固了城墙的军事防御能力。
修：明代的修城。
关于明代修城，史录多次。第一次发生在元末，把它算作“明代”是因为朱元璋是明代开国皇帝的缘故。朱元璋称帝前，曾一度攻城、弃城。1361年8月，朱元璋再次攻克安庆后，改元代的安庆路为明初的宁江府，不久又改称安庆府，即命部将常遇春补修安庆城墙。1374年，朱元璋在家乡临濠（凤阳）大兴土木，拟建中都，颁诏全国1300多个城池义务献土和城砖、料石，动用了近百万军民劳力筑“皇城”。在它的影响下，安庆知府赵好德与怀宁知县阎琦，为了表现政绩，也下令对安庆城墙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修。今博物馆藏的城砖上有“司吏海受作匠段子荣·洪武七年”（1374）便是那年大修中的一件遗物。此后的1390年和1539年，安庆城墙也得到了相应程度的修理。到了1622年，城墙又进行了一次大修，这是在1957年拆城墙时，发现了一批“天启二年造”（1622）字样的城砖上而得到的印证。民国初年，在菱湖茶榭中，发现了一块明代修城纪念碑，上书“宜城天堑”4个大字。碑前刻有修城官员的全衔题名：“钦差整饬安池等处监军兵备兼理钱粮驿传江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提刑按察司史可法；直隶安庆府知府皮应举；同知康良献；通判□□□；推官薛之垣；怀宁县知县黄配玄。皇明崇祯九年正月吉旦立。”据我市老一辈学者蒋元卿、金杏邨、蒋放考证：明崇祯八至九年间（1635—1636），李自成，张献忠转战安庆各府县，史可法、皮应举、黄配玄等为加强抵御能力，将城周薄弱处加以修固，特别对北门一带的城楼，雉堞加以增高，拓宽周围马道，增建敌楼4座；为防骑兵突破，沿城墙外壕疏浚修建木栅……竣工后，还在集贤门上立了这块“宜城天堑”碑（后被移至菱湖，前述即此）。
烧：清初的烧城。
公元1645年4月，明末大帅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离武昌总兵行营抵安庆城下，初七日破安庆城，大肆放火掠杀，城壕木栅烧个精光，城墙上的5座敌楼也被烧毁，“城中兵变，四面纵火”，安庆府同知王治心被杀，知府傅梦弼和推官陈继善逃跑，安庆巡抚张亮被活捉（小注：明思宗朱由检在安庆首设巡抚，时在1637年）。在冲天火光中，安庆城一片焦土，损失惨重。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左梦庚因父突然病故，不出一月便投降清军，当6月清军入城时，即驱使战俘着手修复城墙……5年后，城墙垛口由宋代的每4个合为1个，共修砌758个；在城墙上增建城楼5座，炮台16座，火药房6所，窝铺16所，城房238间，在垛墙四周，增建许多枪炮口。
战：太平天国的战城。
多年来，关于“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正史也好，野文也罢，无论学者、村夫多有撰述，此事几成家喻户晓之势。本文谨就“战城”一事，略发式微。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城，当分前、后两部表述：前部为太平军攻城，后部为太平军守城。
攻城：1853年2月18日凌晨，太平军曾春发带领先锋队50人乘梯入城，打开康济门，镇海门和八卦门，太平军乘势而入，斩杀巡抚蒋文庆，缴获各类物资及清军大炮189尊。同年9月25日，翼王石达开率6000人进驻安庆，将城墙加高5尺，封闭东、西、北主要城门，仅留南边康济门供出入。不久，又在枞阳门外围一道半月形城堡，辟一小门与外联系。又陆续修建迎江寺炮台、大南门等处城厢内外立望楼，在北门、西门的黄花亭、马山一线筑土城，史称“子城”，8年后曾国藩入城将其拆除。
守城：1860年3月，曾国荃领1万余众共13营湘军进攻集贤关，曾国藩着手制订围城计划。当时，陆续进军安庆周边的清军有：副都统多隆阿的万人马步兵，布政使李续宜的万余步勇，鲍超6000名步、骑兵游击师队，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勇1万余人，加上澎玉麟、杨载福统领的数千水师及韦俊手下的太平军叛军，合计5万余众。清军水陆马步配合，步步为营，于8月2日部署完成了安庆城的合围之势。这样的合围态势，两军对峙了18个月之久。清军在西北门城外挖超宽超深堑壕两道（一说3道），计70华里，在菱湖水面击溃太平军小木船200多条，驱逐皖河口太平军武装木排200多只，与援城英王陈玉成等太平军打过4次大仗百余次中、小战，切断城中军民与外界的联系。所以，战后曾国荃落得个“曾铁桶”的雅号——形容他把安庆城围得象铁桶那样滴水不漏。最终导致城内弹尽粮绝，太平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1861年8月16日，另一太平军叛将程学启率部攻破北门城外3座营垒，并向曾国荃献计，在西门马山向城墙根开挖地道。9月4日地道挖成，5日凌晨4鼓（一说上午8时许），叛徒程学启率徒沿地道从西北城墙攀缘而上，装上炸药，“一声震天轰鸣，城墙被撕裂开几十丈的缺口，砖石和泥土随着硝烟冲上云霄，清军嚎叫着从缺口冲进城去”（《安庆史话·安庆保卫战》）。清军入城后，男女老幼2万多人尽被杀害，江面上浮满了无头尸，连两艘外轮“总督号”、“迦太基号”都被阻塞，难以前行。清军这次攻城，共耗费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发，前后围城费时18个月。城内外的攻、守战空前惨烈，城池在腥风血雨中呜咽，其饱受人类战争带来的创伤亦是难以描述……
月：晚清的月城。
1861年9月11日，曾国藩进驻安庆，次年初，把满目疮痍的城墙修饰一过。同时，在西北马山对面的郭家桥（一说四方城）附近起，直到江岸，新增筑了一道月城，在月城上开辟了“金保”、“玉虹”两道城门。1894年，巡抚聂缉槻又在金保门的南边增开同安门。经测量，月城面积0.95平方公里，加上老城，全城总面积3.65平方公里。此时的安庆城池，因经过600多年的反复修建和西边被拉直的月城，已由宋时的圆形变成清末的方形城池了。
割：民国的割城。
历史进入民国时期，大好河山被诸多军阀分割成块系“山头”。安庆老城也不能幸免，墙体被官方、民间任意割裂，加上日本军的轰炸侵扰，临近解放时，老城成了一条僵卧的多节断身蛇。
上世纪20年代初，修建市政路，即今市立医院大门前的人民西路入口处，在老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供人车通行，开口处钉上木栏门，定时开启，时称“大栅子”。
1922年，许世英担任安徽省长期间，官方在宝善庵“小东门”坡下（今卫校门左）开一门，取名“菱湖门”，此门有门无楼，不久改称“建设门”。1930年，为迎接第四届华中运动会在安庆举行，市政当局用15天时间在城东开辟一条路，取名华中路。路的西头即为出城的城墙口，拆除的城墙缺口宽同路基（12米），与今孝肃路对接，时称“小栅子”。1932年，国民党安徽省ZF主席吴忠信在“大栅子”缺口处树起一座牌坊，在其西面题词：“开物成务”（开通万物成天下之务的意思）。1934年，国民党省ZF主席刘镇华在大栅子牌坊的另一面（东面）也题上4个字：“大辂椎轮”（始创者的意思），同时烧制了一批城砖，上嵌“安庆军民城防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造”的字样，以修补城东及东北部的一些缺口，用来防御来自潜山的红军部队。在此10年前，体育场的城墙根也被抄近路的市民打了个锯齿“猫儿洞”……据手边的一幅1949年安庆城厢图来看，其上的月城已完全消失，老城厢与城外的大小通道（包括城门和缺口）共有21段之多，平均二、三百米就有一道门或缺口。民国时期老城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割——谁愿意谁打洞，谁高兴谁分割。
拆：20世纪50年代的拆城。
众所周知，上世纪50年代是个动荡不安的岁月，什么“干部周末劳动”、“共青团员义务劳动”，还有那街道居民的“爱国公约”，积极分子之间（包括团体、个人）的“挑战书”、“应战书”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感染着每一个人，只要上面一声令下，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多快好省”地去建设社会主义。从历史风尘中蹒跚走过来的安庆老城墙，被视为旧中国的封建余孽、大干“新中国”的蕃蓠。“北京的两道皇城都拆了，我们还等什么？”于是，潮水般的人群一窝蜂涌向城墙，挥舞锹铲锄耙，人们肩挑手提，车拉车载。碎的，用来铺作路基；好的，大家扛回家，是用来盖瓦房、盖小炼钢炉还是修院墙、砌猪圈，由你高兴。砖拆掉了，还有那么多土呢？能拉走的则拉走，走不了的就近推到护城河里去。呜乎！墙倒众人推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筑路材料十分缺乏，很多路面多以城墙砖敲碎铺就，那么，那个年代的城区，有多少“砖碴路”呢？据笔者初步统计，当时有9条道路计长5050米被铺上了砖碴，除有文字载录的砖碴道路以外，尚有小街小巷的改造、屋基场院的夯实、填埋壕沟的方量等等，已无确切的知晓了。“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1957年梁思成语）。欲寻无归，我那身首异处的古墙青砖！魂兮，安兮，我那被远古召唤的皖江文明！
保：当代的保城。
对于现存于世的当代中国古城墙“拆与保”的争论，由来已久。以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两院院士吴良镛、文化界人士郑振铎、俞平伯、冯骥才、老舍、舒乙以及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等，力保中国的古城墙、古建筑不遭毁坏；而以另一位古建筑专家华揽洪及北京市原市长彭真、副市长吴晗，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陈公培、刘定五等，则主张“旧的城墙应该拆掉”。北京城墙的拆除，关系到全国一千多座古城墙的命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思考着……这时，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话了。1958年1月，在南宁和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都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3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传达国务院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以上一段文字引自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的《城记》，03年10月三联书店版）。此后，一股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北京的内、外两重古城被大面积拆除……一夜之间，消息飞向全国，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济南、长沙……都市“老大哥”都拆了，“小老弟”还等什么？全国亦然，安庆亦然。于是，出现了前文述及的1958年安庆古城墙拆除高潮……而今，贝聿铭接受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的采访时告诫说：“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ZF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地以改造古城为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与连续性，这是错误的。”说的是北京，累及的是安庆。“拆与保”的论辩，同样发生在安庆……在安庆，经过一代乡贤和各界人士的努力，安庆的古城墙总算有两段被原样保留下来：
古城墙一段在今四方城西首的玉虹街，全长230.5米。墙体高低起伏，残损不匀；高处7米，低处仅存1.9米，墙宽0.6～0.7米，由后人改造的坡梯穿隔成3段：66.5米、71米、93米。只是到了两千年之后，这段城墙因暴雨冲涮和人工开发、周边人造环境的侵蚀，已是面目全非了。
另一段是为今天的“安徽省第二监狱”的北西围墙组合部分，长约45米，高约5.2米，断面呈梯形，下宽1.6米，上宽0.6米。
该两段城墙上的垛口已不复存在，整齐划一的完美勾缝也不见踪影。可喜可贺的是，去年开发商已将玉虹街、四方城一带民居开发成漂亮的住宅群，在市内各大媒体关注下，开发商对玉虹街古城墙进行了“修旧如旧”的全面修复，连同“玉虹门”、垛口及美丽的勾缝都按原样重现在当代市民面前。今年2月，安庆日报记者杨雷平为它按下快门，让它的靓影永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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