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1895年—1931年），又名策成、仲密，字择生，化名石生登，广东省归善县永湖乡鹿颈村人（今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原籍广东程乡县丙村镇（今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 。父亲邓镜人从梅州移居惠州三栋镇 。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1911年随广东革命军北伐。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0年初，经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何子渊（何贯中长兄）引荐，到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是著名国民党左派。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指挥攻克武昌。曾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力主东征讨蒋。民国16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邓演达流亡欧洲。11月1日，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
1930年5月回国，同年8月，在上海格罗希路大福里（今延庆路29弄1－21号），将民国16年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总干事，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9月1日创办和主编《革命行动》，主张在中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蒋。11月在上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系黄埔各期同学，策动反蒋。1931年积极筹划反蒋军事行动，8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杀害邓演达在《申报》上发表《宋庆龄之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著有《邓演达文集》等。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赴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负责人陈敬斋叛变告密，邓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罗任一、金新光、邓文、张小山、李文英、黄素、云素青、黄经耀、方巨、张昌、朱凤卿、任树宣等12人。嗣后，许寿祥、程朴二人又在威海卫路和麦根路被捕。这天共捕15人，其中任树宣不满16岁，是二房东的儿子，与案情无关；许寿祥是厨师，朱凤卿是打错门牌闯进来的，亦与本案无关。参加这次搜捕的除邓警铭率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外，还有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中西包探。下午3时许，邓演达等13人被关进静安寺英国巡捕房一间仅一丈见方的临时囚室。
1931年8月18日上午9时，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进行审讯。邓演达筹组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成立一年，基层组织遍布14个省、市，并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成为跟蒋介石嫡系组织的“黄埔同学会”相抗衡的团体，在军事上构成对 南京政府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对邓演达的革命活动极为忌恨，悬赏30万元捉拿邓演达，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除密令该部侦查 队缉拿邓演达和他的战友之外，还发函至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要求“饬捕协缉”。15日，江苏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发出了“火速拘提”邓演达、沈维岳、季方三人“到法院听候审讯”的拘票。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邓演达烈士殉难80周年！——樊振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同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当孙中山改良的愿望落空后，他奔走于海内外，为革命而呼号，“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终于划破清王朝黑暗沉寂的夜空，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今惠城区三栋镇，100周年时为1995年，所以当时是惠阳县还未建市）鹿颈村，1931年11月29日夜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是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追随孙中山在奠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中起过重大作用。孙中山曾说：“干革命，有两达（按：指邓演达，张民达），革命有希望。”足见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和器重。
少年时代的邓演达耳濡目染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受清封建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从小就萌生了立志学习军事，做一个出色的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军人以报效国家的愿望。
1907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使他受到了更大的激励。1909年，14岁的邓演达先生即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编为第四期学生。由于他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最好，聪颖过人，在同学中有“铁汉”之称，为校长邓铿（字仲元）所赏识，并被吸收为同盟会员，宣誓时还打了手印。当时全校同盟会的革命党员只有20多人，各期学生都有一位党务主持人。邓演达这一时期的同盟会员有郭冠杰、肖冠英、廖尚果、陈济棠等人。有一次邓仲元对其同乡学生廖尚果说，要多努力，争取得个第一名，为惠州人争光。廖回答说：争取第一名自有邓演达，轮不到我，不找这个麻烦。参加同盟会后，他们经常传阅秘密的宣传刊物，受到很大的教育。每逢节假日，又经常集结在一起，到黄埔郊外活动，议论国家大事，在革命大潮中，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当时，同盟会干部姚雨平负责广州附近军事学校和巡防营的组织发展工作，经常需要与各地同盟会组织进行联络。清官府因广东新军和巡防营不稳，风声鹤唳，故而对出入军中的人员有盘问搜查。邓演达聪明机警，个子矮，“以年幼，长随姚雨平辈作交通员，往来于广州佛山间”，不易引起清兵的怀疑，“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经手传达，机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党员皆亟加称许。”
1910年，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由于事起仓促而失败，清军到处捉拿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邓演达、郭冠杰等“陆小”学生身着军服，佩戴校徽、臂章，秘密携带宣传标语，避开军警，由黄浦进城，四处散发传单。反清宣传品的出现，使清廷官吏触目惊心，激发了人民反清的斗志。
1911年4月27日下午，黄花岗起义的枪声震撼着黄埔陆军小学的每个角落。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本来受命于4月29日配合起义，因提前起义失败，未及执行命令。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4个省市立即响应，宣告独立。广东陆军小学堂也成立了革命军，邓演达与郭冠杰等人，被派往汕头。住在致安街长发祥客栈待命，随后参加姚雨平领导的韩江第四军。邓演达等人到了汕头之后，与当地义军会和，分三路分别进攻警察局、水巡局和炮台。清朝官兵闻风而逃，未及交锋就缴获一百多支枪。潮汕之役胜利后，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广东军政府。“陆小”的学生军从潮汕回到广州，邓铿派邓演达到黄顺和统领的民军当教官，把民军训练成正规的革命军。16岁的邓演达当教官，在革命军中成为佳话。
姚雨平组织了8000人的广东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8日到达上海。次年2月间，英勇顽强的广东北伐军在安徽固镇、宿州一带，击败清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张勋以及倪嗣冲率领的北洋军。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致电姚雨平、林震，表示“深堪嘉许”。“陆小”革命军一直跟随姚雨平北伐，在战争中得到很好锻炼，邓演达的军事才能渐露头角。然而，南北议和，双方同意，袁世凯逼清廷退位，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袁上台后背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令解散各省义军，中国天空重新阴云密布。在徐州待命的广东北伐军奉命返回南京，邓演达等正规军人，只有执行上级命令，协助做好民军官兵的工作。他们将前线牺牲的北伐军官兵的遗体收殓后全部带回南京，在莫愁湖畔择地合葬。孙中山为墓碑题额“粤军阵亡烈士之墓”。
眼见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邓演达十分悲愤怅惘地由南京回到广东，继续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他认为革命派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是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决定重习军事。他与郭冠杰一起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作插班生，据和他同一住房的郭冠杰回忆说：他“其为性纯洁，不慕荣利，好读书，学校的一切学术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试必列前茅，经史子集无不读。”
1913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一年后毕业。适逢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精神振奋，立即参加了由邓铿策划，以林震为总监的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任第三连连长，积极投入北伐的准备工作。由于炮兵叛变，反袁北伐军未及行动而告解散。各地反袁起义亦接连失利，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而告终。
在辛亥革命后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军阀、官僚、政客攫取了政权，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依然如故。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亲历者何遂在回忆录中反映他那时痛苦的心情：“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来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1927年2月17日，邓演达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写的代论《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作者：《前进论坛》特约通讯员、农工党理论研究江苏点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