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的余华本人对其生活轨迹的概括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没有经历过上述苦难，他的父母都是有正规编制的城市医生，物质匮乏感不大可能如农村人那样强烈，不像莫言、阎连科那样对于饥饿有那么深的记忆。他家也没有在“文革”中受到什么冲击。莫言在很多场合坦言，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因为梦想每天都能吃上饺子。
在阎连科看来，“童年，其实是作家最珍贵的文学的记忆库藏。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贫穷与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余华很少有这种自白，他的自白是“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至极。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
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倒是很适合我。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由此看出，余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不是因为“发愤著书”，也不是因为物质享受，而是因为“无聊至极”。所以从暴力和物质生活两方面造成的苦难来看，余华的展现可能并不是出自亲身体验，更多的是一种感同身受，或者说是一种眼见为实过后的想象加工，是基于20世纪中国社会大环境的一种主动提炼。
苦难和暴力是20世纪中国的两个基本主题，在当时的人们眼里确实是司空见惯的。余华在谈到马原《黄棠一家》时说：“我读完这本书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江湖中人写出来的书，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书。至于里面有一些什么细节或者故事你们可能在网上看到过，有些人拿这个来批评马原。其实文学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了，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题材都被写过了。”
余华的《第七天》面世时也受到了同样的批评，很多评论家认为新闻串烧式的写作没有什么新意，它提不起人们的兴趣。问题是，在互联网极度发展的今天，还能有什么让我们惊奇呢？更不用说一个主题，文学（其实是整个人生）中也无非这几个主题：生命、人性、历史……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这个例证序列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而这些主题大多数成年人都会想到。作家要做的只是在众所周知的领域里与读者交流一下自我的感受，小说不是猎奇的工具，而是孤独者呼唤共鸣的手段。想象中的苦难触动了余华的心灵，所以他要将其表现出来，是悲悯情怀的适度释放，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灵魂对于世界的入于眼出于心。
《在细雨中呼喊》出版后，人们普遍认为余华也让大家看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亲情关系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存在着，犹如灰烬中的余火，给人意想不到的温暖”。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余华笔下的温暖（包括亲情以外的）绝大多数是在人物遭受苦难的前提下渗透出来的，如果没有冷酷世界里产生的苦难，温情也就无从表现。
宋钢和李光头的相依为命开始于李兰的逝世（《兄弟》），福贵、家珍对春生活着的规劝产生于有庆之死和春生受迫害以后（《活着》），当王先生由于被土匪割掉一只耳朵，形成了一个在讲课时不由自主向教室门口跑偏的毛病，几乎所有学生都离他而去，唯有陈耀武主动投入他的门下，原因在于耀武曾经和他一起被土匪割去了耳朵——同病相怜（《文城》）。
纵观余华对于苦难的表现，会发觉人们的苦难行程并不是由某个“坏人”使然，而是由当时整体社会环境所决定。没有人存心使坏，只是人类天性中的邪性被时代的斧凿开掘出来，随后在席卷一切的风潮里弥漫开来。
《文城》里的苦难来自于20世纪前半期的军事、土匪势力横行，《活着》里的苦难来自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至“文革”的“战争文化心理”、非实际战争环境下的群情亢奋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自然灾害，《兄弟》里的苦难增加了改革开放后物欲横流大潮中人对物质生活无度追求状态下的作茧自缚。没有坏人的苦难可能更像一种宿命，在那样的时代，在大环境和个人贪欲的主导下，个体存在者很难把握自我的命运。在这种观念覆盖下的余华实现了对于人世的佛系领悟，悲悯情怀由是生发。但是，余华的悲悯和同情并没有表现为以泪洗面、捶胸顿足，而是一以贯之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