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史实,谈谈你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结合史实

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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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10-21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第2个回答  2013-10-21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第3个回答  2013-10-21
开办工厂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但是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证明如果不改变君主治,中国还是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