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娘形象之我见
在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家生婢女”红娘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剧中的红娘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重情重义。可以说，《西厢记》没有红娘，情节将惨淡无光，而崔、张的婚事也可能只是个泡影罢了。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也代表了在当时社会前提下女性理性的觉醒和主体意识的萌动。
红娘性格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她的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和她的正义感，这也是她性格中最闪光的地方。剧中一开始就说她是相国之女莺莺的贴身丫鬟，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是，在莺莺和张生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时，她主动站了出来为两人穿针引线。比如在“酬韵”一折中，莺莺和张生隔墙吟诗，红娘催促道：“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此时连张生都怨她“不做美的红娘忒浅情”。但是，当两个人历尽坎坷即将成婚之时，老夫人的赖婚，激起了她的不平和正义感，于是她更加义无反顾的帮助，尽一切力量将两人撮合到一起。当张生绝望不知所措时，红娘主动为其出谋划策，让张生在夜晚趁莺莺在后花园烧香时通过琴声以明心志，并且不再催促莺莺回去，而且借口“瞧夫人一会”，有意让出空间让他们充分的交谈。当莺莺请她去看望张生，她没多作推脱就答应了。她感谢张生一封书信救了“俺一家儿性命”，她同情莺莺、张生婚姻的受挫，她更为夫人的“失信”而不平。显然，红娘是一个恩怨分明，重情重义，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奴婢，而不是一个惟命是从、唯唯喏喏的丫鬟，这也是她最终违背夫人之命，热心帮助莺莺、张生走向团圆的根本原因，也是她个性之所在。
红娘的正义还表现在她充满反叛精神。按常理来说，崔、张的“自由”婚姻，在充斥着封建礼教的社会背景下，应该算是大逆不道的，但红娘作为一位老夫人派来"看守"小姐的丫头，不仅不提醒“主子”，反而“推波助澜”，还成为这场婚姻得以美满结局的主要的牵线搭桥之人。在"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宗旨下，红娘是一个美好的化身，是美满婚姻的代言人。在这场叛逆的婚姻中，红娘不畏老夫人严词，几次三番周转于崔张之间，为他们安排月下听琴，并有晓夜奔走，传书递简等一系列行动，反映了她对这场恋情的支持，对真情的尊重，以行动表现了红娘的反叛精神。
红娘的可爱之处还表现在她机警聪明，有高度的警惕心和保护意识又富于同情心，她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矛盾期”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在为崔张二人撮合过程中，她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于是她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而张生是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书生，在追求莺莺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态度，他的深情和弱点都呈露在外面。于是红娘又不得不警惕着张生。同时，做为这场婚姻的一大障的老夫人，红娘依旧需要谨慎着，这样，一个小小的人心丫鬟夹杂在小姐，张生，老夫人三者之间，她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 “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这也是她能在相国府应变自如，独善其身的诀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此的一个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的丫鬟形象是带着理想化成分的。剧中说她是个丫鬟，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出真实的尊卑主仆身份，放眼望去几乎“人人平等，富有民主”，说她是丫鬟，她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主子小姐一会儿叫她“小贱人”，一会儿改口叫她“姐姐”；老夫人骂她“小贱人”，但是一番理论过后，又不得不服软的说“这小贱人也道的是”，马上又肯定了她。如此的一个敢与老妇人抗衡，与小姐戏弄的“放肆的大胆的”丫鬟形象在当时实难找的到。这不得不说是作者理想化的塑造，更进一步来说是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或者叫对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期望和呼唤吧！
在《西厢记》的时代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十分艰难的，千百年来她们一直处于一个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条更为沉重的制约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然而，在红娘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礼与法”道路上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命运的真实情况。她是这个社会正义的化身（即使有理想成分），是这个社会的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元代女性理性的觉醒以及主体意识萌动的现状，而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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