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见闻阅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艰难时代：亲历美国大萧条》。本书作者是美国口述史作家、普利策奖得主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黑色星期四”。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股指从之前的363最高点骤然下跌了平均40个百分点。美国和全球从此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了吃、穿、住的挣扎。普遍的不安全感笼罩之下，从贫民到巨富，无人幸免。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萧条期间约有200—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日益恶化。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英国则有500—700万人失业，不得不排着更长的队伍等候在劳务交易巿场内。
1932年，约有2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间。“漂泊无依的人”中，有两手空空的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离乡背井的农场主；有一大批刚从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还有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带着生病的婴儿——这些人天天奔波，居无定所。流浪者中也不乏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意气风发的银行行长或者曾在著名报纸上发表评论的名作家，如今却在夜间敲门讨饭或蜷缩在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
普利策奖得主斯特兹·特克尔采访了从新政官员、商业巨子到农夫、从工人到艺术家等各个行业、阶层的数百人，以第一手资料反映了经济大萧条怎样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当年的苦日子今天咀嚼起来又是多么回味无穷。
今天我们看一看作者对公务员群体的访谈，他们包括了住房援助署的社会服务主管、芝加哥市房屋管理局担任助理局长、警队队长、律师协会主席等等。我们也可以借此更好的理解罗斯福新政——它反映了当时的倾向，更多的是情绪上的，而不是认识上的。
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Wood）
她是住房援助署（HousingAssistanceAdministration）的社会服务主管。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她一直是芝加哥市房屋管理局（ChicagoHousingAuthority）的负责人。
1933年，我刚被联合慈善会聘为社会工作者。那个时候，社会工作开始跟精神病治疗沾边。我觉得这非常讨厌。我的一些救济对象让我觉察到我们的一些工作方法有多愚蠢。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并不重要——我说的是精神病治疗——重要的是坐下来听你的救助对象讲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贫穷，我费了好大劲才搞清这一点。
我看到一个家庭受到的影响。九个孩子和父母住在三居室里。我给他们找了一套不错的大公寓，阳光充足，卧室也够多，让大家晚上能够体面地睡觉。他们第一次有了餐桌，第一次有了足够多的椅子。我看到了这套公寓带来的魔法，这家人越过越好。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房子的重要性。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只是我的观点。
这个家里有一个酗酒的父亲，他的妻子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小个子德国女人，牙都没了。我一直记得这个。孩子们什么病都得过。那个十二岁的男孩逃学，因为他不得不穿姐姐的鞋子。不过他非常自豪，因为他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牙刷的。
我也记得那个女孩，一开始我觉得她很迟钝。搬到新房子以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的妈妈向我坦白——原来她用买食物的钱带这个小姑娘去烫了个头发。她怕得要死，以为我会责怪她。可是，就是这一系列的事情让这个姑娘走出了以前不好的状态。她找到了一份工作。
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公寓时，每次父亲醉醺醺地回来都会打妻子。这个姑娘就在那儿，站在旁边。这显然对她有影响。到了新地方，父亲想要打妻子的时候，男孩子们就把他拖到后面的卧室，把门锁起来，这个姑娘就再没见过那种残忍的画面。所有这些改变仅仅只是因为房子更宽敞了。不过，其中也有那个母亲的功劳，她简直就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社会工作者”之一。
她让房子充分发挥了它的魔力。当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儿开始约会时，她布置出一个前厅。她摆上一盆植物，还放了一张沙发。我之前一直让那个房间空着，现在她都填满了。这个妈妈还让女儿买了一个粉色的电灯泡，这样她约会的时候这里看起来会很温馨。这就是我说的社会工作。（笑）
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也让我看到“新政”的一个失误：人们需要的只是一所干净卫生的房子。之后，他们自有办法。
1937年，《美国住房法案》（UnitedStatesHousingAct）通过。它的设想不错，与那些枯燥乏味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在全国各地建了好些非常漂亮的项目。联邦政府的标准很高。但所有人都没有想过：关于游乐场、房屋设计或管理措施，这些人可以自己做决定。随着我们让更多的穷人住进去，这些措施越发地制度化了。很多情况下，我们想在穷人当中挑出那些好一点儿的人家，回避那些不那么好的人家。但我们完全不了解……
当时，我们的立法还没有采用现在通行的一些理念：有些时候，这些人有很不错的主意，比我们的要好。我们才刚刚意识到居住者有权自己做决定。
四十年代早期，我们把1937年住房法案的经费花完了。那个时候就比较节俭了。新的政策似乎是：因为公共住房是给穷人住的，所以它应该看起来像穷人住的房子。如果它看起来很漂亮，就会惹人不满。从那时开始，我们的住房项目就毫无美感，建的跟兵营似的。
它带来了多重影响。单单因房子而受益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发现对那些真正受挫的人而言，仅仅有住房是不够的。所以说，“新政”时代的政策放到现在还是不够好。因为我们充其量就是乐善好施的“慷慨女士”（LadyBountiful）。年轻人，这个在现在行不通了。
以前在1937年、1938年的时候，“项目人”这个词说起来是很自豪的，无比自豪。我们的问题在于不要让居住者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而变得势利，要搞清楚一点，街对面的孩子也能过来用他们的游乐场。
我还记得有个年轻女人，她搬进了简·亚当斯项目的公共住房。我们开始建那个项目的时候她刚结婚。从看见房子盖起来的那天起，她就想搬进去。她怀孕了，买了新的家具放在她当时住在的谷仓里。当她带着刚出生的宝宝和新家具搬进去的时候，她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骄傲的女人。
我也还记得帕切利夫人。她说：“我住在贫民窟的时候从不跟邻居讲话。但到了这里，我们都是被选上的。”言语中透露出一些贵族的意味，这是很可笑的。现在则完全相反了。本地还开展了许多没有系统化、组织化的工作，都很不错。在两个婴儿死于百日咳之后，项目里的几个妇女自愿去做预防工作。她们挨家挨户地敲门，让所有六岁以下的孩子都接种了百日咳疫苗。他们想出了好多有创意的点子。
这都是她们独立完成的。我们的居民都很棒，他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的独立性，市民扮演的角色……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我们就得大清理了。让那些高收入家庭搬出去。就亚当斯项目而言，入住家庭的平均收入是一千零二十七块。如果他们的收入超过一千二百五十块，就得离开。这确实有点儿残忍而且卑鄙了。在全国各地，都有人跟我讲：我从项目里搬走，住进了非常差的房子。
那个时候，在选址问题上还没有纷争。当时还是蜜月期。蜜月期维持了十年。我们工作上的唯一限制就是我们的脑子。我们不知道如何树立这样的意识——这些人可以为自己独立思考。
总的来说，住进来的都是双亲家庭，大部分都是渴望过上中产生活的，但被大萧条所累。接受公共事业振兴署援助的家庭占很大比例。这些人流动性很强。他们找到一处房子，就因为那是一处好房子。
在我们的项目里，黑人少得可怜。早期的项目都建在白人区的空地上。这是伊克斯提出的政策——不要改变一个社区的样子。种族关系顾问都是好人，我们也没有深究。
我们在一个隔离开的单元里安置了二十四个黑人。之后，白人家庭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入住的黑人倒是没有。我们很快就拆除了隔离，黑人住户的数量稳步上升。一直到四十年代末期实施了老兵项目，我们才真正采用种族融合政策。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些最穷的人家，因为城市改造不得不搬迁，于是住了进来。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安置一户人家，就会把他们送到住房项目这儿来。所以，当时有大批吃救济以及破产的家庭拥入。“项目人”的感觉变了。这不再关乎他们的权利。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用那种厌烦的声音说：“我搞到了一个项目的名额，如果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我们就搬进去。”在那一刻，我无比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家庭已经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感受了。
它不再是一个进步。在这个地方，你要接受调查。过去，你的私人习惯从来不会被审查。那些调查人员认为他们被领救济的家庭骗了，开始数人家的牙刷、出生证明，并盘查他们睡觉的情况。公共住房的制度变得僵化起来。
如果你是个女人，同时又是一家之主，而孩子们没有爸爸，那么你的处境就困难了。多少人家因为“家有男人”的规定而离散。这是极不人道的。我们给人造成的伤害简直难以置信。现在，我们不建设房屋，我们建设制度。
“新政”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是一次大的飞跃，政府承担了提供补助住房的责任。但我们没有认识到光有房屋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人。如果忽略了人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将造就吃救济的一代人。这是我们造成的。
米克·休夫洛（MickShufro）
他是罗斯福大学的公关主任。他还在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干过类似的工作。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他在芝加哥市房屋管理局担任助理局长。
一位有九个孩子的母亲可以领到两夸脱牛奶。后来因为预算危机，她只能领到一夸脱。她在救助站大吵大闹，出言不逊。我们的社会工作者就向上汇报，说她有精神病，把她送到了精神病医生那里。幸运的是，这位医生的回应在那个时候是很少见的。他说：她什么时候不这么做了，就告诉我，那才是不正常。
在预算削减的时候，我发现动物收容所的大狗每顿吃得比领救济的人还多。我把这事说了出来，一家报纸将它登上头版。预算还是少得可怜，不过我们突然弄到了更多的钱。
我不清楚这突然的转变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州街上的商店偷窃行为太猖獗，店主不得不请求领救济的人多给点儿钱，好降低自己被盗的损失。情况可能是这样：一个孩子没有衣服穿，他的父母就到商店偷了一条裤子或是一双鞋，等等。
我曾在流动人口管理局的海员分处担任处长。这些海员去过很多地方，特别有组织。他们从来不单个来见我，一来就是一个委员会。他们反对我们的规定。我建议他们自己为留在这里的人定规矩。当时，他们有大约三百人生活在这里。他们自己定了一系列的规矩，比我们管理局的还要严格。我不会让他们把这里变成“恶魔岛”。但他们定了规矩，并且遵守这些规矩，挨过了大萧条。他们在问卷调查上给出的答案80%都是假的。他们跟社会工作者讲的一些个人问题压根就不存在。这是故意的。他们反对别人调查他们的过去。他们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在这一点上，我赞同他们。我说：别管什么个人经历。如果你有资格领救济，就能领到救济。
许多劳工可以领到救济，同时又可以保住自尊，不会情绪失控。办公室职员和专业人员经常精神崩溃。
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就跟现在一样。他们说住在公共住房项目里的黑人不会打理自己的房子。一天，我看见一个人穿着节日盛装，在花园里挖坑。他说：“好多人跑来看我们，然后告诉其他人黑人是怎么过的。所以我在花园劳动的时候都会穿上最好的衣裳。”有人过来时，你会看到妈妈会突然拉住自己的小孩。几分钟之后，他们穿着纯白的衣服又走了过来。这是做给别人看的，但也有它的道理。
当时的“救济”和现在的“福利”有什么不同吗？
那个时候，我们说救济，指的就是救济。你说的是一个健全而又有意愿工作的人，只是没有工作可做。现在，社会认为有些人不适合工作。从来不给他们机会，他们几乎是不能被雇用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吃福利的人”。
警队队长文森特·默里（VincentMurray）
在位于芝加哥南区的一家警察总局。
“我在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ExpressCompany）工作了十年。1933年，我被解雇，之后一年都没有工作。我去了不同的地方，但都没有找到工作。运通公司的业务稍有起色之后，他们又把我招回去了……”
我1935年加入警察部队。五百个年轻的新人在同一天宣誓入职。那天一位记者宣布威利·波斯特（WileyPost）和威尔·罗杰斯（WillRogers）因飞机失事在阿拉斯加丧生，我们都很伤心。我们的起薪是一年两千三百块。制服、枪、衬衫等都要自己买。那个时候，很少有警察开车。我们穿着制服坐电车来上班。我们到警局那站的时候，车上已经有了十五到二十个穿制服的警察。在我们的人里，95%都坐电车上班。
现在从窗口望出去，我的右手边，可以看到一百五十辆车，都是侦探和警察的。我想说的是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那几年和1968年不同。现在我坐巴士去市区，在车上再也看不到一个警察。他们开着各种各样的车来上班：福特、雪佛兰、克莱斯勒，你甚至还能看到他们开凯迪拉克、野马。那个时候，我们量入为出，绝不入不敷出。
现在警局里的这些年轻人，90%都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他们开着负担不起的车，看着负担不起的彩色电视。一些人还在聊避暑别墅。就他们那点儿工资，绝对没可能。如果他们想维持下去，他们的妻子就得出门工作。或者，他们做兼职。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能兼职。有一份工作就算走运了。就在上个月，他们允许警察兼职开出租车。
现在，我们有二十辆警车，过去只有两辆。那个时候，大概有五十个警察在洛普区徒步巡逻，现在可能只有十个，其余的都坐在警车里。
过去在洛普区工作是很有意思的。每隔二十分钟，就有城外的人把我们拦住。他们看见穿制服的警察就会问大楼、餐馆在什么地方。
大萧条就要结束的时候，洛普区有许多招聘机构，骗局频发。找工作的人从招聘机构出来，这个骗子就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问道：“不好意思，你是在找工作吗？”他会说：“是的。”骗子说：“那就好。”他说自己叫帕森斯。“我有一份工作介绍给你，就在加兰大厦。管理电梯，一个星期三十块。”那个时候三十块可是很大一笔钱。
于是，他们两个就去了加兰大厦。骗子会带这个年轻人坐电梯到他的办公室去，让他坐在角落里。接着，他会和楼里的某个人讲几句话，然后走回来说：“那份工作是你的了。你明天开始工作吧。不过，你得有套制服，要花五十块。”
于是，他们坐上一辆出租车，去到这个年轻人的家里。如果他没有五十块，就会问他的姻亲或者邻居借。他太想得到那份工作了，所以他会交那五十块钱，帕森斯说：“好了。明天早上来报道，我会把制服给你。”
第二天，这个年轻人去了加兰大厦，径直去到那间办公室，到处找那个帕森斯。帕森斯先生却没有出现。于是，他走过去问昨天跟帕森斯讲话的那个姑娘。她说：“我不认识帕森斯先生。”
我们接到了五十起报案，都是关于这个帕森斯的。事情有些失控了。这个地区的队长找了十个年轻小伙子，让他们穿上便衣，去这些招聘机构走动走动。我们对这个骗子了解得很清楚。
我们抓到了他。大约三十个人来指认他，结果他一露面这三十个人就都把他认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家伙扔到监狱待了五年。我讲这些只是让你了解当时的人有多渴望找到工作。他们几乎可以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那个时候，你遇到过罢工或工会组织者吗？
这些组织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人没什么错。如果你不与普通民众为伍，就会说那里有左翼。他们把那些在牲畜围栏辛苦工作的人组织了起来。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为劳工做任何事情，什么都没有做。我还记得父亲在牲畜围栏工作，那时我还小。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的工资是一个小时一毛钱。我的哥哥也在那里干活，工资是一样的。他干十个钟头可以拿到一块钱。如果他们在那儿提到工会，就会被解雇。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为这些人做过任何事情。大萧条的时候，产业工会联合会出现了。
就在那个时候，人们开始说这些人是左翼和布尔什维克，等等。就我个人来讲，我不觉得他们比我更加布尔什维克或更像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只是想靠正当的收入生活，仅此而已。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今天，我想这些人会把事情掌控在自己手中。他们跟以前的人不一样，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那个时候不存在根本的种族问题。黑人自己待着，从来不闯入其他的社区。大家都不怎么关心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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