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状况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它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多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迁移的原因来看主要有政治需要、战乱逃难和经济谋生三种。
一、政治需要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建都咸阳，为把关中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人口总数在70万以上。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了戌边和开发新区，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夺取了河套广大地区，在河套建城设县，迁徙内地人民到那里，发展生产，加强边防。
同年，秦朝派军队征服了珠江流域的百越族。秦朝政府在那里设置桂林、南海、象郡，派官进行治理，还迁徙50万中原人民到那些地区，与百越族杂居。
西汉初期，为了“实关中”，刘邦继续由关东向关中大规模移民，总数不下30万人。西汉中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武帝组织了向西北边疆的大规模移民，总数70余万人。此外，汉武帝还派人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建立郡县，加强内地同西南的联系。
为了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从而使大量的人口从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迁到河南一带。
从16世纪开始，一些欧洲殖民者相继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中国广东澳门的居住权。1557年以后，他们在澳门私自扩展土地，建筑炮台，设立官署，开始了对澳门的长期占据。在鸦片战争中，
英国强迫清政府割占香港，这样大量的外国人口迁移到中国居住。
明末清初，漠西蒙古中的土尔扈特人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因不堪沙俄的控制和压迫，于1771年在首领渥巴锡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终于回归祖国西北。
二、战乱逃难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居民迁居江南，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吴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山越和汉族一起，共同开发江南。
西晋末年，许多北方人为逃避战祸迁往南方。317年逃到江南的官僚、贵族、大地主，联合江南大地主建立了东晋。这一人口迁移过程一直持续到南朝，北方农民的南迁，为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他们同南方劳动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地区。
五代十国时，许乡中原人民流落到江南，增加了那里的劳动力，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北宋末年，由于战乱，北方居民为逃避灾难，大批人口南下，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建国前，由于军阀混战、日本侵略、美蒋压迫，许多人为逃避战乱，背井离乡，出现了“闯关东”（河北、山东向东北迁移人口）、“走西口”（山西向内蒙古、甘肃向新疆迁移人口）、“下江南”（四川向云南贵州迁移人口）等习惯性人口迁移特点。从19世纪初到建国前的五十年间由关内迁到东北的人口就有3000万左右。
三、经济谋生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迁到河套和陕西、山西北部一带，同汉族人民交错居住地一起，共同生活，彼此融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西晋时期，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生活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他们原是中国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自东汉开始陆续内迁，至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等族共有几十万人，氐族和羌族有50多万人，他们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唐朝以来，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中国一些地区定居，元朝时候，又有大批迁入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开始形成新的民族——回族。
唐朝末年，契丹族（原住辽河上游）势力不断扩大，许多中原人民来到契丹境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契丹族迅速强盛，后来建立了辽国。
元朝统一以后，许多汉族人民来到边疆地区，为那里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等杂居相处。
从唐朝开始，中国就有很多人到南洋（东南亚）一带谋生。郑和下西洋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去到南洋，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投入南洋的开发和建设，华侨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建国后的中国人口迁移可分为自发的和有组织的两种方式，逐渐形成了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四川省和湖南省四个主要迁出地区。黑龙江省由近百年来的人口迁入最大省，近年来变为最大的人口迁出省。原来迁入很多的青海、西藏、新疆等西部省区也变为迁出省区。近年来人口向西迁移的主要是苏、浙等东南各省的能工巧匠和个体商贩。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迁入城镇的“农转非”，务工经商的“下海潮”和“打工潮”已成为中国目前人口迁移的主要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