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一名女教师被猥亵后跳楼案的涉案教师，被以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服刑期满3年内禁止从事教育培训工作。女孩的父亲表示，他无法接受这一裁决，并将继续上诉。
在看这样一项裁决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案件的情况。这名女孩于2016年9月5日坠楼身亡，据称被涉案教师猥亵。此后，她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和创伤性应激障碍(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并曾四次试图自杀。不幸的是，在2018年6月20日，这个19岁的女孩仍然绝望地跳楼自杀。
从某种程度上讲，女孩“被猥亵”与“跳楼自杀”并不是一个连贯的因果关系。如果被拆解，“被骚扰”会导致“抑郁”和“创伤性应激障碍”，而“抑郁”和“创伤性应激障碍”则会引发“自杀跳升”。所以，“猥亵”的事实和“跳楼自杀”的结果，也只能构成间接原因。而这似乎是法律原则不能“重刑”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跳楼自杀的女孩"的父亲还强调，在起诉过程中，本案没有将"被猥亵"的事实与"跳楼自杀"的结果联系起来。所以，就关于“甘肃女生被教师猥亵跳楼摔死案”来讲，可以确切地讲，是“甘肃女生被教师猥亵跳楼摔死案”，与摔死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女孩坠楼自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调查进程的作用。
然而，当公众关注这起案件时，却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它，这也导致了舆论画面中“被骚扰”到“被摔死”的急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当案件宣判时，我们会在公众舆论中听到“判得太轻”的呼声。因为，作为一个公众舆论的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正义，而不是残酷的事实。
因此，在对“甘肃女孩被教师猥亵案”到“甘肃女孩被教师猥亵摔死案”的演绎过程中。从本质上讲，不是法理性秩序占主导地位，而是道德正义在推进。因为，对于“性侵罪量刑”，或者与之相关的案件，无论在法律规则中如何界定，人们都希望量刑越重越好。因为，在世俗的基本逻辑中，行为不端是彻头彻尾的坏，而彻头彻尾的坏才值得下地狱。
毕竟，这名甘肃女孩跳楼自杀时才19岁，也就是说她17岁时被猥亵。而她被骚扰的事实只会在她跳楼自杀后引起更多的关注。这表明，对于“性骚扰”、“猥亵”等非强奸性侵犯案件，全社会的重视程度、法律层面的打击力度还不够普遍。
此外，从近年来类似案件的量刑上，也可以看出相关法律规则的薄弱。因此，这就会导致一些有影响力的“性侵案”，往往会让舆论陷入焦虑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和法官都是中立的。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也会尽可能地“站在正确的一边”。
然而，当具体的法律原则和现实环境无法支持突发变化时，“道德判断”和“媒体协助”就会成为人们的首选。因此，大多数时候，如果一个有争议的案件被判刑，它必须通过舆论和媒体的复制来解决，才能最终得到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甘肃女孩被老师猥亵跳楼致死的案件，仍然会走这样的道路。
如果公众都能“看到”判决太轻，难道法官们就看不出来吗?当然不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如果我们把“跳楼罪”和“被猥亵罪”切成碎片，那么这个判决是否适合以强迫猥亵罪处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法理程序更强调事物之间的连贯联系。
如果，仅仅因为“那个女孩摔死了”，老师就应该被严厉判刑，显然这是不符合法律理论的基本逻辑的。因为，事实上，“被骚扰”和“跳楼”之间的时间差将近两年。如果我们想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被骚扰”、“抑郁”和“创伤性应激障碍”。
至于“量刑问题”，自然只能对不雅程度的考虑进行调查。但因为有“自杀跳升”的后续变化，所以不认定为“量刑”问题。因此，对“太轻一句”的理解也需要更清楚地展开，而不是眉毛和胡须一下子齐头并进，最后陷入炖式。因为，作为一个案例的讨论，除了释放正义的情绪之外，还要考虑到普遍案件的处置。
当然，人们希望看到对性侵犯更严厉的判决，也许是基于受害者贞操的道德分量。尤其是那个"摔死的女孩"她17岁时被猥亵。到世俗的衡量来看，这个家还是属于黄花大女孩的，怎么能如此污辱，还跳楼自杀。
因此，“严刑”自然是舆论的基本诉求。即使女孩没有被老师骚扰，她们也可能不会患上“抑郁症”和“创伤性应激障碍”，这是“巨大的因果关系”。在这里，作为老师确实有一些责任。然而，就受害者的自我救赎过程而言，往往依赖于“小因果关系”，即“被骚扰”不一定导致死亡的反向救赎逻辑。
不幸的是，在“大因果”的氛围中，它不仅杀死了侵略者，也杀死了受害者。因为，在性侵犯的结果中，除了身体上的损害外，精神上的损害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精神上的压抑主要来自于道德层面上的严厉批判。因此，在与性侵犯作斗争方面，在这一领域的认知突破可能更加迫切。
因为，在我们的“性认知”、“性道德”对于女性来说，更多的层面是保守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女人，无论是主动的性行为，还是被动的性行为，只要不符合世俗的道德标准，都会被贴上“轻率”的标签。因此，“被害人原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困境。
说实话，如果“摔死的女孩”对性伤害有一个更透明的认识，她可能遭受的性骚扰将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黑暗时刻，而不是她的整个生命。不幸的是，我们的“性伤害”环境更加道德，这使得年轻女孩很难破壳而出。
这里,回到这个相对典型的“甘肃省一个女孩被她的老师猥亵,下降到她死于大楼”,我们不仅要反思的问题“减刑和更重的句子”,但也反映出immoralization认知的“性损伤”。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彻底败坏道德，而是要在挽回受害者性痛苦的过程中，尽量避免落入“贞洁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