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以致用
诸葛亮的读书方法是“独观其大略”，着重对精神实质的领会，因此他涉猎广，钻研深，有独到的发现。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就十分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诸子”的优点和缺点：“老子长于养性，商鞅长于理法，苏（秦）、张（仪）长于驰辞，白起长于攻取，胥长于图敌，尾生长于守信，王嘉长于遇明君，许子将生长于明臧否。”从而做到取人所长，避人之短。《出师表》所反映的诸葛亮对时局的精辟见解，对内外人事的井然安排等都能印证他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不是高分低能迂腐的夫子，他是一个知识很丰富的博学家，更是一个学以致用的实践家，与汉代那种皓首穷经的“博士”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人。“寻章摘句，节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他读书“独观其大略”，并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创造出不朽的业绩，远在一般文人学士之上。
二、任人唯贤
“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这是诸葛亮的一句名言。刘备死后，尽管阿斗很不成器，但西蜀仍支撑了四十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许多诸葛亮选拔和培养起来的精明强干且能干的文臣武将，在继续执行诸葛亮为刘备定下的治国方针。
诸葛亮认为，“总揽天下英雄，思贤若渴”，加上天时、地利等条件，就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这也是他对刘备的一个重要献策。刘禅继位之后，诸葛亮一再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醒君主注意任用贤长。《出师表》中鲜明地表述了他的观点：“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西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东汉）所以倾颓也。”重视人才，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诸葛亮对庞统的荐举，对王平的重用，对蒋琬、姜维的破格任用，均是荐贤用能的主要体现。
三、以法治国
诸葛亮一贯推崇法治的精神。只有执法无私，赏罚分明，才能振奋人心，出现新的社会风气。刘备逝世后，诸葛亮任丞相兼益州牧，全面负责军政事务。他陆续颁发了各种法令，进一步巩固西蜀政权，安定社会秩序，以便恢复生产，有足够的物质力量进行北伐战争。
对于以法治蜀，当时是有争论的。诸葛亮认为，君臣之道，应松弛有度。推行威严的法令，人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禄的赏赐，人们就会感到爵禄的尊荣。荣恩并行，上下就有秩序。这是治国的要领。（《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这种以严济宽、以猛纠弘的法治，在《出师表》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他曾一再告诫典刑官员，决狱行刑要慎重，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放过坏人。他处理“失街亭”事件，处理李严、廖立等人，就十分慎重，做到赏罚公正。
四、民族和抚
诸葛亮把处理好少数民族的关系看成是建国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主张“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实现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睦团结，互相尊重。概括地说，他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和抚”政策。
《出师表》写在北伐之前，北伐条件之一是“今南方已定”，他平定南方的孟获便是和抚政策的具体体现。据说他七次计擒孟获，又七次纵放，以德服人，孟获和他的妻子兄弟等亲族，最后都被感动得流泪，心服口服，肉袒谢罪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平定孟获叛乱之后，让少数民族自治。他起用了一些少数民族的领袖为地方官吏，有的还吸收到蜀汉中央政府去任职。这是他的“和抚”政策的又一体现。
五、文学风骚
“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武侯祠内的这副对联用短短的十个字，赞颂了诸葛亮的才高睿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功绩，同时更折射出诸葛亮的文学才华。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唯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史册，而且灿然于文苑。
读书可明理，读史可鉴今，《出师表》中折射出诸葛亮的许多施政方针策略等，在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仍有重要的时代借鉴意义。他在军事发展上重谋略和战术，在教育过程中学以致用，重视素质提高和创新，在治国中以法治蜀，在处理民族问题中坚持和抚政策，对今天我们的国防建设、教育改革，民族团结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有许多经验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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