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观与审美观

Question

论某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或某一作家)的美学观(审美观),请问各位,我应该从何下手呢?有没有这方面研究的朋友,可以给我点如何下这篇论文的建议啊.

Answer 1

从红楼梦看中国古代对男子的审美观（转） 原文： 古代中国是个风流人物辈出的国度，不仅有象秦皇汉武那样的一代枭雄，也出现过无数的美男子。魏晋时期的潘安应该是中国古代美男子的代表了，“貌比潘安”成为流传千古的成语。据说潘安乘车出行时，倾城女子夹道观看，为了表达对他的爱慕，就向他的车上投掷水果，结果潘安每次都满载着水果而归。以中国古代妇女的羞涩和封闭，如此公开大胆地追捧自己的偶像，可见其貌美程度。唐朝的男宠张易之被武则天称赞为：“莲花如张郎”，其貌美也令人咋舌。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作有《酷吏列传》、《刺客列传》，惟独没有《美男列传》，实为一大撼事也。 究竟潘安们长什么摩样，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也许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和素材。书中美男如云，头号美男子——主人公贾宝玉自不必说，北静王、蒋玉函、柳湘莲等一干人也个个出场不凡。作者对他们的外貌长相进行了大量直观、具体的描写。综合他们的体貌特征和性情才华，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美男子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意趣。 一、肤白 **** 这是美男子的首要条件。肤色不白净，纵有千般好处也难入美男之班。请看红楼梦中的描写：贾宝玉是“面如中秋之月”、“面如敷粉”，北静王是“面如美玉”，秦钟是“粉面朱唇”，可见肤色必须如月似玉才能称得上美。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对女子的审美要求是一致的。历史上有不少黑脸汉子，如包公、张飞、李逵等，只能算做“酷哥”或“猛男”，断断称不得“美”。“面如重枣”的关羽，也只有一把胡子称得上“美”。这和今天的所谓小麦色、橄榄色、巧克力色之类的健康肤色审美情趣大相径庭。 二、妩媚风流**** 这是对长相和气质的要求。红楼梦对贾宝玉的描写很具有代表性：“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似秋波”，“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如果不告诉我这是在描写一个男人，我以为是在夸周迅或者刘亦非呢。对秦钟的描写是“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北静王是“美秀异常”、“真好秀丽人物”，蒋玉函是“妩媚温柔”，香怜、玉爱是“妩媚风流”，一个个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这些原本用来形容女孩儿的词藻，在红楼梦中却大量运用在男子身上，可见美男子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形容身段要妩媚风流。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化阴性特征的一个反映。肌肉累累的施瓦辛格要搁在中国古代，恐怕只能归入“莽夫”一流了。河南省中牟县潘安墓前的塑像，面庞丰满，俊眼修眉，有些龙门石窟中卢舍那佛的风韵，而卢舍那佛被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三、才佳 **** 如果只是外形生得好，那也不能算美男子，只能是生着好皮囊的俗人罢了。潘安就写得一手好青词，歌赋文章在当时更是名噪一时；张易之虽是武后的男宠，却有四首诗收入《全唐诗》。贾宝玉虽不爱读书，但他在“淫词艳句”上的工夫连贾政都暗暗赞许，北静王也常和一班文人墨客为党，可见其才艺俱佳，所以宝玉才和他关系非同一般。红楼梦中还有一班男子，如贾琏、贾蓉、贾蔷、贾芸等也生得“妩媚俊俏”，但因为没什么才学，都是碌碌无为之辈，便算不得美男子了。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通过对红楼梦中美男子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男子的审美观点确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红楼中的美男子虽有很大的共性，但细细揣摩起来，其每个人又有特别之处，因此，可对其予以分类： 1、北静王——宫廷美男 *** 北静王是皇室成员，嫡系王孙，自有一种王者之尊，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比拟，因此居红楼风流须眉之冠 2、贾宝玉——贵族美男 *** 贾宝玉是荣国公嫡系重孙，属于贵族阶层。如果用贬义的说法，则是“纨绔膏粱”子弟。他的美貌，可是连孤高自傲、超然世外的女尼妙玉都动了凡心的哟。只可惜他只生了个好胚子，“行为孤僻性乖张”，不入俗人眼，不合哪个时代对男子的要求。 3、柳湘莲——豪侠美男 *** 柳湘莲大概是红楼梦中最富于阳刚之气的美男子了。他侠肝义胆，决然磊落，快意恩仇，痛打薛蟠一场，颇有梁山英雄的豪气和痛快。 4、蒋玉函、秦钟——布衣美男 *** 他们俩一个社会地位不高，一个家道既不富也不贵，因此只能是平民美男了。他们的美缺乏北静王和贾宝玉的高贵，又没有柳湘莲的豪侠之气，反而如秦钟“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不够大气。 自古以来都是“郎才女貌”，男重才，女重貌，男子太美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但既然有男色如许，抱着健康的态度欣赏欣赏也无妨。他们本身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别样风景。 李商隐的审美观 ****李商隐的审美观主要是在他的作品中表现的。因为他的诗歌的意境比较深邃，用辞遣句有时也比较晦涩，因而要正确了解他的审美观点，就必须对其诗其文，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的探索。 作为诗人世界观中一个侧面的审美观，归根到底自然是受他生平思想的制约的；但作为审美观自己本身，也有其特定的形式和发展、变化的轨迹。既然李商隐的毕生遭际是如他自己曾利用一种飘荡婉转的美丽的鸟儿打比方时说过的，那种ｊī＠⑴愁颠沛、无枝可依的生活—— 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这就决定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所寄予高度同情和悉心体验的美，往往是“伤春”一类的流莺；而在艺术形象中精心铸炼的，则是婉转曲折地传达出诗人“本意”的“巧啭”。因为他具有不同于流俗的“雅韵”和“幽姿”⑴，所以他的艺术风骨是卓然特立的。然而因为他的文艺思想更多地受了“诗缘情而绮靡”⑵的影响和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中晚唐风华绰约的诗风，所以他的婉转深沉的美感是和他坚韧不移的思想风骨结合着的；因为在他的诗歌中存在着诗人所特有的，成功地继承了屈原、李白以至李贺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的一面，而艺术想象又是那么飞腾、深厚，所以他的生活美和艺术美的想象，都是异常辽阔的，给人以境外之味和自由翱翔的天地。当然，有时也不免给人带来了过分渺茫和无从捉摸的感觉。因为他的思想耿介，而在政治观点上多少继承了杜甫的“不忘君”的思想，所以他的审美理想（或“审美标准”）便绝对不可能如过去有些人胡诌的，说他是一个什么“唯美主义者”。正如朱鹤龄所说的：“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叙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⑶他的不少诗歌（特别是《无题》一类），在某些舍本逐末的评论家眼中，好象都是“缠绵宕往”、一往情深之作，好象都只是为了追求“蓬山”而向往“蓬山”，寄意“青鸟”而盼切“青鸟”，但实际他们却忽略了诗人的矢志不渝的高洁信念，忘记了诗人的密切结合着“善”的一种卓越的美的理想的追求。因此，尽管他还不可能象晋代诗人左思那样，放声高唱出“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纵目登高的壮美理想，尽管他在坚持理想的同时还不时透露出彷徨、脆弱的情绪，但他对审美理想的追求，毕竟是始终处于在寂寞中燃烧的状态。火焰从没有熄灭。标志着“华年”的“锦瑟”永远弹奏着婉转的、但也是坚韧的弦声。 一、婉约的优美感和坚韧不移的风骨 在李商隐的不少诗篇中，人们可以看出他更侧重于优美的婉约审美情趣。从山川风景说，他夜宿盘豆馆时曾经敏锐地发现了隐藏在“芦叶梢梢”深处的夏景；在途经大散关遇雪时，曾缅念到亡妻曾经为他缝制过寒衣的旧梦。从树木花卉说，他对笼罩在斜阳暗影里和暮蝉声中的杨柳很感兴趣；而披拂着层层轻埃般暮雨的长安崇让宅中的紫薇花，也曾经引起他的一往情深的无限感慨。从对京都的怀念说，出现在杜甫笔下的是借汉武帝史事来铺写唐朝天宝以前的隆盛景象：“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秋兴》之七）而出现在李商隐笔下的，却有所不同，是突出了对长安上元灯节盛况的怀恋：“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眼不得观》）同样是描写六朝国运的告终和“王气”迷信说的不可靠，在刘禹锡笔下，出之以苍凉沉雄的遒炼之笔，刻划了吴君孙皓战败出降时的一幕丑剧：“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西塞山怀古》）“千寻”是多么重、多么长，“一片”是多么众而且广！但在李商隐笔下却又不同。他特别着眼于曾经印证过多少六朝兴亡陈迹的玄武湖和鸡鸣埭，展示了婉约、优美的感受，突出了一种随着时间消逝的迷茫意境：“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咏史》）既没有“千寻铁锁沉江底”的沉重之感，也没有“一片降幡”那样从江畔的石头城上兀然而“出”的政治巨变之态。在诗人眼中，就只是那么静谧的水天ｍéｎｇ＠⑵ｍéｎｇ＠⑵，使人们从六代豪华的陈迹中回忆起历史上曾经一再出现过的末代王朝，而又偏偏出现在龙盘虎踞的王家胜地。 李商隐的审美趣味显然是偏于优美。但是，他对优美的趣味却密切联系着他的耿介的风骨。“风”偏于感情的飘逸，“骨”偏于意志的端正。刘勰评屈原的作品：“惊才风逸，壮志烟高。”⑷所谓“惊才风逸”，是指才情横溢。所谓“烟高”，指理想崇高。如果说“风”在李商隐身上表现为孤愤的飚发，那么“骨”在他身上就表现为志气的刚劲。“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⑸，“生死刚正之谓骨”⑹，显然，都可以说是诗人绝对不愿意奴颜媚骨，为自己“一生无复没阶趋”⑺而快意的写照，说明诗人美感中蕴藏着理性观念和道德内涵。过去西方有些哲学家把“崇高”和“美”割裂开来，这恐怕是值得考虑的。李商隐的优美趣味包含着他的孤介风标，不仅说明他对优美的深微欣赏，完全不同于污蔑他的人所说的什么“浪子”，也谈不上什么“闲艳”⑻。诚然，他关心注意的往往是一些体态弱小和情调衰飒的事物，如： 弱柳千条露，衰荷一夜风。 ——《登霍山驿楼》诚然，他喜欢把原来优美传说中的人事，加以虚构，突出其不幸遭遇的一面。如： 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 ——《钧天》诚然，他还善于把一些最足以表现寂寥冷落的客观事物和孤凄索寞的主观心情两者融合起来，塑造成为朦胧恍惚的意象。如：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春雨》他更善于透过一些从表面看来难以索解的感情、事件和动态，别有会心地想象和表现出为他所深刻体验的优美意象的内蕴，从而发人深省。如：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无题》这些，都说明他的审美趣味主要属于优美范畴。但他的这种美感从来不是为美而美的，不是和他的耿介风骨无关的美。比如他青年时代，曾写过一首赞美和悼惜嫩笋的诗： 嫩笋香苞初出林，于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片心！ ——《初食笋呈座中》在诗人眼中，这种被嫩壳层层包裹着的、刚出林的新笋，多么美好，多么高尚，但也是多么不幸！她的芬芳固然好象花苞，而她转眼长成，就可以竿头百尺。象这样的嫩笋，在长安的茫茫林海中实在不少；然而又如何能使其各尽其材，充分受到人们的珍重和爱护，而避免摧残和砍伐呢？李商隐对嫩笋的爱惜、赞美和同情，决不仅仅是停止在笋的“嫩”、“香”之上，而更重要的是深深寄寓了嫩笋的“凌云寸心”。因此他的评价笋“重如金”，正表明他对新笋的香嫩的美感，是依附着凌云寸心的，依附着新笋的崇高的审美判断的。康德说：“审美的快感与理智的快感二者的结合对于审美趣味确实有益处。”⑼我想，恰可以移用到这里来。香、嫩的快感和寸心凌云的快感的结合便是李商隐的审美趣味高尚的所在，也正是诗篇的因小见大、借物思人、透过自然形态看出其中的社会内涵之处。当然，如果仅仅以自然美着眼，仅仅是醉心于新笋的香嫩的美，只要写得好，也未尝不能引起读者的美感享受。如苏轼的所谓“长江绕郭知鱼美，佳竹连山觉笋香”⑽，并不失为一位诗人联翩的美丽浮想，而富于生活的特殊情趣；但毕竟不过是一个古代老饕的文人的特定味觉之美而已，而不同于李商隐对新笋的美感中包含着“凌云”的壮志，包含着诗人的人格美，不仅表现为婉约，而且显得崇高。屈原正是重视这一种人格美的。他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⑾”。这里的所谓“内美”除了包括他以高阳苗裔和秉日月正气而自豪、自重外，更包含着他矢志永葆他原来所具有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的意义。这种优美决不是趋于一味温柔，更不是流于轻浮。李商隐也正是这样。他在安定城楼凭眺时，想到了“贾生年少虚垂涕”，为贾谊和自己得不到朝廷重视而表现感伤。这，好象不同于杜甫的“古来大才难为用”的愤郁之情喷薄而出。可是请品味一下诗的结尾两句吧：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ｙｕāｎ＠⑶雏竟未休！这就显然表现出在全诗的秀越俊拔之中，的确迸发出一种横眉怒斥了。诗人对那些象到处抢食腐鼠的鸱鸟，丝毫不理解自己的高洁，并且还猜忌不休的小人，是决不容情的。这种怒斥表现了诗人的风骨。在诗中有“腐鼠”、“乱石”和“秋后蝇”，在赋中还有虮和蝎⑿等等的刻骨讽刺。 风骨可以和壮美结合，也可以和优美结合。李商隐的艺术形象固然以温柔蕴借居多，但并不排斥他对悲剧遭遇的理想人物的沉郁追思和愤切悼念，同时也并不排斥他对“雄奇”的审美趣味的爱好。他曾经给前辈诗人元结文集作序。其中有这么几句表示他对元结深切同情的话： （次山）见憎于第五琦元载，故其将兵不得授，作官不至达，母老不得尽其养，母丧不得终其哀。间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忧伤于性命之际。⒀这里，概括叙述了元结政治道路坎坷的几个排句，显得多么顿挫激昂，也恰恰是李商隐审美特色的具体说明。这和他自己明白提出对艺术美的爱好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⒁，恰恰可以互为印证。龚自珍说他自己的早期诗作的特点是“少年哀艳杂雄奇”。我认为这对李商隐说来，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李商隐的《柳枝五首》的小序中，不是曾经谈到他青年时代的恋人柳枝弹奏的音乐的美妙特色吗？ 吹叶嚼蕊，调丝＠⑷管，作海天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幽忆怨断”主要是优美，但“海天风涛之曲”则主要是壮美了。在李商隐身上，“哀艳”固然是主要一面，但有时却也以隐约的形式包含着“雄奇”一面。当然，这里的所谓雄奇，是紧密结合着李商隐的特定的哀艳的雄奇，不是高适、岑参的雄奇，也不是韩愈的雄奇。 李商隐对婉约之美的爱好，包含着柔韧不屈的意志，是他的审美趣味的又一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在艺术创造中，李商隐固然也曾经为安定古城的百尺高楼，和在潭州与刘＠⑸相见时的江风扬浪、日色昏沉的悲壮之景而惊心夺目，但引起他一往情深的注意和揣摹刻划的意境，最主要的往往是以一些柔弱的、纤小的事物为对象。出现在李白笔下的，不是“咆哮万里”的黄河，就是“飞流直下”的瀑布，不是“势拔五岳”的高峰，就是终古肖索的关塞风沙。这些景象在李商隐笔下是不大看得到的。他想象的“暮雨”好比“轻埃”，松树的细叶好比“狐裘”，煎茶用的是“小鼎”，梦中听到的音乐是“细管”。然而正因为诗人的风节耿耿，这些优美的事物不但没有表现萎靡猥琐的姿态，反而洋溢着坚韧不屈的精神。尽管它们最后遭遇到偃蹇的命运，然而却卓具雄心，英姿勃勃，引起诗人的赞美和同情。如， 石小虚填海，芦ｘｉǎｎ＠⑹未破缯。——《北禽》精卫鸟和芦雁都可以说是弱小的。一个填海失败，一个避猎未成，当然很ｑī＠⑺惋，谈不上什么悲壮了。然而人们如果再细致地体会一下诗人的审美感受，却可以看出尽管柔小，但却坚韧的意境。精卫衔来的石头诚然很“小”，可却是表现出达到她企图填平大海的愿望；秋雁的衔芦而飞，虽说比不上虎啸龙吟，但居然敢于抱着冲破强敌的缯缴的斗志，却也可以称得上意志果敢。诗人所说的填海宏愿的成虚，并不妨碍精卫所衔的石头之小；芦雁对敌的失败，也并无妨于她的雄姿俊发。这样的优美何曾与壮美绝缘？ 二、李商隐对悲剧的体验与探索 终李商隐一生，是坎坷不幸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从幼年时代起他是一个孤儿，过的是“生人穷困，闻见所无”⒂的生活。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参加过那种为古代士人所贱视的“ｙōｎｇ＠⑻书贩春”的劳动。虽然后来经过一段辛勤发愤、“引锥刺股”⒃的苦读生活，学习有成，得到了令狐楚等人的赏识和奖掖，先后考取了进士和博学宏词科。可是只因为娶了王茂元的女儿，却又无辜地陷入了牛、李党争的漩涡，长期受到人们的压抑、排挤和打击，整个大半生就都是在天涯飘泊的作幕生涯中度过的。不仅如此，他生活着的安史之乱后的那个日落苍茫的唐王朝，就好象是一个“筋体半萎痹”（《行次西郊》）的半身不遂的病人，有左无右，体废血枯。作为李商隐这样一个激切主张“安危须共主君忧”的诗人，原本是具有“欲回天地”的中兴壮志的。可是因为“凤巢西隔”，得不到朝廷的使用，无从施展他的抱负和才略，因此，他的内心沉痛自然就更深了，崇高事物在不断变化中的消沉、幻灭，引起了他的关切、彷徨和探索，无疑成为他的艺术创造中悲剧气氛的特点。 崇高事物的悲剧引起李商隐的感伤和探索的，首先是美的消沉、幻灭，引起了他的“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遣佳期值后期”（《一片》）的慨叹。李商隐是深感于当时社会的白云苍狗的。在长篇五古诗《井泥》中，李商隐主要固然是“感念一生得丧而作”⒄，但也大量地触及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剧变。污浊的井泥，经过一番整理，变成了景色优美的园林，政治的变化和地位的升沉也并不例外。对此，诗人曾经怀着愤切和大惑不解的心情，提出了这一令人难以解答的问题：“大钧运群有，难以一理推。顾于冥冥内，为问秉者谁？”他一面讥讽庸才ｘìｎｇ＠⑼居高位，一面又慨叹象自己这样有才的人得不到汲引和重视。而在两者升沉的对比中，他又深深抒发了对于崇高美在时日不居中消沉、幻灭的感叹。有时他着意构成一幅幅可望而不可及的璀灿图景，表达崇高美经过一番挫折，已经无从追寻。如《无题》：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有时，他把一组情调哀瑟的自然景物编织到一起，浓重地渲染了华年盛事业已消逝的寂寞之情。如《柳》： 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有时他写出当华年盛况一去不回时，尽管竭力补救，但终于无法挽回的憾事，从而显示了“才命两妨”和“世界微尘”的人生观在诗人审美感受中的形象化。如《谒山》： 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有时则更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悼念，表现出他对于业已成为历史的理想美的宛转追求，但终于万象成空。如《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 梓潼不见马相如，更欲南行问酒垆。行到巴西觅谯秀，巴西惟见有寒芜。 必须看到，他对崇高美的怀念和景仰，经常混和着感伤情绪，缺少巨大的力量和气魄，往往侧重于心灵的亲切感受的抒发，而比较忽略了那种被康德称为“无限大”的崇高对象的特点，缺少渊ｔīｎｇ＠⑽岳峙和鼓舞人心的风格。也正因为这样，他有时不免把一般悲剧遭遇和崇高美的幻灭二者混同起来。明明是对历史人物错误、缺点的批评或指摘，可是却掺和了惋惜和同情。“酒瓮凝余桂，书签冷旧芸”（《器刘司户》），这从诗人对高风亮节的刘＠⑸的缅怀来说，自然是恰如其分的。可是再看看他的另一首有名的七绝《咏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这无疑是一首好诗。诗人批判了历史上错误的“王气”论，批判了那些认为“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的“堪舆之惑”⒅，显然是可取的。但从全诗情调看，不管是在开头两句中通过漫漫湖水和百尺降旗等情景对末世王朝悲惨结局的渲染，不管是运用了象征六朝国运极其短促的“晓梦”一词所透露的感情气氛，都或多或少地显示了一些接近同情三百年间亡国之君的淡淡的哀愁。就算结尾一句“钟山何处有龙盘”吧，恐怕也不能免。我们总感到它除了表现为批判和讽刺的口吻以外，也很难绝对排除包含着某些惋惜和伤感的情调。为什么读者不可以作出这样的体会呢？你们一心指望的“龙蟠虎踞”，国祚长存，可是现在又落得怎样呢？一场场的短梦都过去了，留下的就只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湖水漫漫一片而已。这样一来，李商隐所赋予的感伤、喟叹和同情色彩的悲剧对象，就不免或多或少地与崇高事物混同了。 崇高事物的悲剧引起李商隐的另一种感伤和探索，是美的境界的迷茫和难以捉摸。如果说“人间桑海朝朝变”是他在时间方面有关悲剧的感伤，那么“北斗兼春远”（《凉思》）就是他在空间方面对现实的悲剧的感伤。他的审美感受是敏锐而丰富的，对于他所处的环境是那么一个“虎踞龙蹲纵复横”（《乱石》）的豺狼当道的社会是看得很清楚的。尽管他还不可能象李白那样气愤如山地写下“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无情挞伐的檄文，但他对横梗在当前的“乱石”，一般说是有横眉怒目之意，而没有恐惧和屈服之感的。他的弱点只是当崇高事物处于逆境时往往感到迷茫和抑郁。但即使如此，他也从不加以掩盖和回避，相反地能够超脱于逆境的一定距离之外，对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的崇高事物和优美的自我心灵，进行从容不迫和透辟深微的观照，展示出她们的落落寡合的高洁、璀灿的精神境界。而这些境界的艺术创造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既突出崇高美在空间中的高远意境，表现出理想美的卓越，显示了诗人由于性格中存在着一些软弱因素而感受到前途渺茫的心情。如《夕阳楼》：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身世悠悠”的遭遇，可以说是溶解在漫漫无际的空间之中的。“绕天”是高的，“悠悠”是远的。看到孤雁堪怜，而问它飞向何处，但却偏忘了自己的身世悠悠，这样就加深了渺茫意境，扩大了“愁”的空间和崇高美的质量与数量。有的是出于对崇高美的同情和渴望，特别强调某一地带中景物的暗淡的特色。如《初起》： 想象咸池日欲光，五更钟后更回肠。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据张采田说，这是诗人“在川回想京师之作”⒆。苦雾迷ｍéｎｇ＠⑵，朝晖难见，这固然是巴蜀地区的自然特色，但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李商隐在大中七年流滞东川时的特定心情。因此它具有更宽广的意义，标志着诗人出于为世事茫茫而自伤的、在艺术创造上的朦胧美的特点。五更时分就已经盼望日出，可是日出后却依然不照屋梁，而况转眼已经三年。这种朦胧的美感意境在李商隐诗中是经常可见的。为了渲染他的理想和现实两者之间的ｈàｎ＠⑾隔，为了表现他虽然切望美好理想转为现实，可是却苦于信心不足，同时在艺术上也为了创造他一向追求的一种空灵含蓄的情境，因而他心目中的崇高美往往是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之中：不是突出景物的迢遥恍惚，如所谓“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碧城三首》之一），就是突出意中人的天涯远隔，辗转以求，如所谓“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不是着意渲染由于理想的远隔给人们带来一种怅惘寂寥的感觉，如所谓“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就是深深刻划某一种美丽景物的在自然范畴中变幻莫测的特色，从而揭示出自己不幸的精神内涵，如所谓“燕体伤风力，鸡香积露文。殷鲜一相杂，啼笑两难分”（《槿花二首》之一）。 总之，尽管李商隐心目中咸池的光辉从来不曾熄灭，然而又总显得有几分暗淡。不是慨叹它不曾普照，就是苦恨为浓雾所遮。在歌颂光明的内美上，比起屈原的“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来，显然是有些软弱了。 三、美的理想火焰永远在寂寞中燃烧 不是在寂寞中沉默，而是在寂寞中为美不懈地追求。辗转在千门万户歌唱着的流莺，确乎是李商隐的自我写照。李商隐是知道自己的歌唱是无力的，也是无济于事的。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慨叹：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闻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尽管明知“徒劳”，可偏偏还要“费声”。即使到了晚年家居时，他还是要借那一种不合时宜的五十弦的锦瑟，一弦一柱地弹奏出生平不遇的心声，表示他的不用于世的“春心”始终如一。尽管他也写过不少抨击黑暗势力的诗篇，可是真正属于灰心丧气，决心回避现实、归隐田园的作品实在不多。诚然，他说过自己有“永忆江湖”和扁舟归隐的志趣，然而那只有是等到立下了一番彪炳青史的功勋以后，首先他还得努力于中兴事业，回旋天地。诚然他讨厌当时的翻云复雨、争斗得不可开交的党局，生怕卷进党局之中，然而他并不因此而忘却“有美扶皇运”（《哭刘司户二首》之二）的崇高职责。他只是满怀着愤愤不平的语气斥责那些搞党争的政治野心家：“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尽管中心不平，他还是要不断地天涯流转。他要退隐，固然没有谢灵运那样的大庄园，即使象袁枚的随园也不可得。尽管他对严峻的现实反映得不够，象《行次西郊》那样的诗也还不多，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至少在美学观点方面，他的理想还是始终坚持的。他从来没有象陶潜的“田园将芜兮胡不归”的表述，也从来没有象孟浩然的“红颜傲轩冕，白首卧松云”那样以退隐为自豪。他在诗歌中揭示他的美学理想是和他在政治上的用世思想相表里的。尽管他终生坎坷，但他毕竟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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