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及历史资料
由于中国内地居民从未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昆明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从投入看，飞虎队绝对是一支纯正的雇佣兵部队：根据民国政府与美国飞行员签订的合同，每一位飞行员都能获得不菲的报酬。飞行员月薪600美元，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与此相比较，1年后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月薪最多也只有347美元 。
不仅如此，这些飞虎队队员在中国的生活水平之高，是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根据陈纳德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应给每个飞行员提供单人房……给全体人员提供分隔、独立的浴室及厕所……给每五十个人提供游戏娱乐房。这些房间应该有打牌桌、游戏桌或乒乓球桌。”实际提供给这些人的则是星级酒店的服务。
这一标准在美军来华参战后依然延续，并成为各地的沉重负担：仅昆明一地的美军每天就要消费黄牛约100头。昆明一度将当地的黄牛全部宰杀以供应美军肉食，后来不得已改用水牛肉继续供给。直到后来连水牛也供应不上时，国军还设法为美军提供了不少牦牛肉 。
在飞虎队员们来华时期，当时的东方大陆对这些飞行员们来说是神秘的和充满吸引力的，同样对于中国军民来说，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年轻人也同样让他们感到新奇。但是语言不通成为了双方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中国军民为了表达对这些援华作战的年轻人的敬意，于是竖起大拇指，说“顶好（ding hao）”。这些飞行员非常喜欢这个标语和手势，他们经常和当地军民互相竖起大拇指，说“顶好（ding hao）”，这成为了当时当地军民和飞虎队队员中的流行语言和动作，有的飞行员甚至也将此标语的拼音写在了飞机上以及宣传画上。
飞虎队来到中国时，彩色照相机刚发明不久，他们在与中国军民交流的过程中用彩色相机拍下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成为宝贵的彩色照片历史资料。而且，飞虎队还带来了可口可乐，将它传遍大江南北。 深厚情谊
飞虎队队员在执行任务之时，“援华助战条幅”也是随身携带的。在与日军作战之时，会遇到驾机被击伤或者击落，飞行员跳伞的情况。在飞虎队飞行员们跳伞落地后，经常会被当地的群众们救起，同时帮助受伤的飞行员疗伤。然后想办法组织人员将飞行员送回飞虎队的基地。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尽可能保护这些援华飞行员，据说还下达过通知，凡是救起了当时援华飞行员的，护送回到国民党政府处或者飞虎队的军事基地等处，皆可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奖励。救助飞行员同时也是危险的，飞虎队飞行员坠机跳伞后，有时日军会尾随而至，搜捕跳伞的飞行员的踪迹，飞虎队飞行员被当地百姓救起藏起来后，当地群众面对日军的逼问，而没有吐露被救飞行员的下落，有时候抓不到受伤的飞虎队飞行员，当地百姓便会成为报复对象，受到迫害。据说曾经一位飞行员受伤跳伞后，被当地寨子中的群众救起，躲藏起来疗伤，日军搜捕飞行员未果，遂将寨子中老少聚集起来，扬言倘若不说出飞行员下落，便将寨子中的人杀死，结果毫无结果，最后寨子中数名百姓遭遇毒手。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便是这种溢于言表的感情，缔结了飞虎队队员们和抗战军民们深厚的情谊。
老兵回访
解散后，志愿队的大部分飞行员们先后回到了美国。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特点，会在自己的物品上涂上“飞虎”的标志或者当年P—40战斗机上的鲨鱼嘴图案，牢记这段战斗的岁月。P—40系列各型飞机曾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主要战场的作战行动，是航空博物界的重要收藏品。二战期间共生产了这类飞机13738架，现保存在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的尚有70余架。
这些曾经翱翔蓝天的“飞虎”已经退役，曾经年轻的飞行员们也逐渐老去和消逝，多年后，尚在志愿队的老战士和他们后人们来访了故地。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和发展，一些曾经熟悉的地方已经改变了模样，但是部分建筑还是保留了当时的原貌，当这些映入那些老兵的眼中之时，他们难掩激动，无不感慨万千，也许正如他们所说——这里有他们的青春和记忆……队中有五邑籍华侨
据台山博物馆馆长蔡和添介绍，在抗战期间，许多台山籍华侨参加了美国人陈纳德组建的“飞虎队”，他们有的是“飞虎队”的飞行员，有的是“飞虎队”的地勤人员。当年陈纳德率领的2000多名“飞虎队”队员中，有九成左右的美籍华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台山、恩平、开平等地赴美华人的后裔，特别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4空勤大队，基本上地勤人员都是祖籍广东的。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参战，美国国会也于1942年初通过了征兵法案。当时，在美华裔青年被征入伍的有两万多人，在欧洲、太平洋、亚洲战场上，其中有1300多名华裔军人被编入以华人为主的第14服务大队，被派遣到中国战场支援美国第14航空队作战。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人习惯将所有美军驻华单位称为飞虎队，因而尽管当时飞虎队解散了，但是中国人还是习惯把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第十四航空队称为飞虎队。
如今大部分台山籍“飞虎队”队员已经去世，广东台山市建有“飞虎亭”纪念，此亭建成于1991年3月，位于台山市东北2公里处，素有“台山八景”美誉的石华山风景区内，由原“飞虎队”空军上尉祖籍台山台城镇城南村的梁炳聪等10多位美籍华人飞行员捐资，委托台山市海外联谊会修建。
秧塘印记——— 飞虎队一段段不朽的往事
临桂秧塘工业园鸡公山脚下的秧塘机场，已经是飞虎队在桂林仅存的建筑遗存，机场轮廓依稀可辨。当年，这里曾是中美空军并肩作战、狠狠打击日本强盗的重要前沿基地。1941年下半年至1944年9月20日，先后有上万的桂林人服务于该基地，留下了可以自豪的青春足迹。
70年过去了，一座全新的纪念馆拔地而起，当年的往事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成千上万桂林人建设秧塘机场
日前，记者来到了陈纳德当年的飞虎队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机场跑道旁的山腰洞里，山壁上有一块白色石刻，用中英文刻着“飞虎队指挥所旧址1943.12—1944.9”几个极为醒目的大字。字的下面树木葱茏，掩映着指挥所的洞口。整个山洞面积三四百平方米，洞壁刻有飞虎队在桂林的概况。
洞口外有一块大石，石上刻着陈纳德将军夫人陈香梅用中英文书写的“陈纳德将军观战石”。当年，陈纳德就是站在这块石上观看他的战士们出征和返航。如果从军事的眼光分析，东西峰丛可做天然屏障，南北方开阔延伸适合飞机起降，净空条件比较差却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军用机场理想之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秧塘机场被中央航空委员会及其顾问陈纳德看中，先后在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进行了三次较大范围的扩建。
修建没有机械和动力，参与的各县农民成千上万，村村都奉命安排人员，他们搭建了茅棚竹舍，就住在机场周边。
小山头村的龙福旭老人当年修过机场、当过养场兵，人称“机场通”。扩修大跑道时，20多岁的他是承修人之一。老人曾不止一次地向后辈回忆起过去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先平整机场丘陵，然后在大跑道下挖基础，放一层大片石为底，再放一层中片石，面上再放一层石渣。”因为没有水泥，只能用混了黄泥浆的小石渣铺做路面，到机场建设后期才改成用石灰、黄泥、沙子混合的三合土。这种独特的路面，使得凡有飞机起落，秧塘机场的跑道上都会尘土飞扬。
由于要起落重型轰炸机，跑道的路面必须够硬。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龙福旭这样的民工只能拉着几吨重的钢筋混凝土巨碾来回压实。刘村的刘富生老人也参加过这样的工程。当时使用的石碾有大、中、小三种，中型石碾一般是70多人一组，大型石碾120人一组。老人曾说：“我们一边唱着号子一边拉石滚，也是蛮有味道的。”
限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几乎每次开山取石都会有不少民工伤亡，但大家还是积极地投身到机场建设中，完成一个个伟大的工程，为战机消灭侵略者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1942年6月11日，陈纳德亲自从昆明率领飞虎队4架P-40E和8架P-40B战鹰战斗机抵达桂林。帅气的机队在低空亮相时，桂林市民都向空中挥手欢呼。
飞虎队抵达秧塘次日即与日军激战
第二天，飞虎队就迎来了第一场激战。
凌晨5点25分，引擎呼啸声震撼了大地，由21架日机组成的大编队逼近桂林上空。训练有素的飞虎队立即起飞升空迎战。日机刚刚飞临秧塘机场上空，邦德机组突然一个爬升，穿过敌人的战斗机群，径直向中心的轰炸机群飞去。机枪一排扫射，敌轰炸机措手不及，企图逃之夭夭。邦德机组的队员迪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落一架敌机，鲍勃和约翰也弹无虚发，击中两架敌机。
邦德咬住一架轰炸机的尾部不放，对准其机尾射手的位置开火，不料自身的6挺机枪哑了5挺，机身还连连中弹。他赶紧避开敌机的炮火，准备重新装弹。可是，飞机的冷却装置却被击中，向地面猛扎下去，直到降至600米低空的时候，他才终于拉平了机身。然而，一架日军战斗机还是紧紧地咬住了他。此时，邦德的战机油压表降至零，仪表板因无油而发出了浓烟，根本不能继续战斗。看着跳伞高度不够，邦德将飞机迫降在稻田里，身受重伤却得以死里逃生。
当邦德机组在诱敌时，其余的机组也跟日军战斗机纠结在一起。飞虎队的战斗机一会儿腾空跃起一会儿垂直猛扎，机枪声嗒嗒作响，火星四射，空战非常激烈。
战斗结束后，敌人有11架飞机被击落。飞虎队损失了两架飞机，两位飞行员都安全返回了基地。
“飞虎队”在汉中机场
抗战时期，汉中是大后方的重镇，日本飞机从武汉起飞，溯汉江而上，常来汉中侦察、骚扰和轰炸。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有一部分驻扎在汉中。他们的兵营就在城外西北部，从城内北校场的西北角可以去。当时城墙上有一根井绳下垂到城外，沿着井绳攀登，可以上下自如去到兵营。美国“飞虎队”在汉中时期，留下了异常难得的影像资料。这些照片不仅成为了汉中市民参与抗战的明证，还是研究汉中民国时期建筑、城市发展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