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自参加工作以来，混出了两个名声：第一，喜施，也就是出手大方，花钱如流水;第二，好大言，也就是会吹牛，会讲好故事。从创造历史的高度看，这叫“沛县经验”。
《史记》笔法善谑，早说沛公对劳动没兴趣，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参加工作后，位子也不过区区亭长。那他能有多少闲钱去“喜施”呢?沛公的真正长技，尽在不言中。
萧何起点比刘邦高，是文吏出身，早早就混到了县上。萧何对刘邦的评价，暴露了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他曾利用自己的刀笔功夫，周全过犯事的刘邦。“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这说明他和刘邦之间私交不错。后来刘邦做基层亭长，可能也是县官萧何的某种布局。但这种“县豪”的布局，很快便被形势改得不像样了。
试想，什么样的布局能扛得住一场叫“秦崩”的天下大乱呢?可以说，剧情完全脱离了萧何的控制。
当刘邦带着一帮逃犯、流民，举着旗，从芒砀山里出来，拿下沛县的时候，有人说，以后咱们这支队伍就姓刘了。刘邦则说，我不行，我能力不够，还是老萧来。结果，萧何不肯干。刘邦又看着同在县上做吏的曹参，说要不老曹干?曹参忙说，都是多少年的兄弟了，你开什么玩笑?我是管监狱的，我哪儿干过这事?也不肯干。
《史记》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这句话，太妙了。
秦未崩时，一县之域，萧、曹这样的“县豪”，倒也颇放得开手脚，显的潜的，荤的素的，觉得事无不可为，什么秦法严，那不过是咸阳说法。但到时局猝然一变，要么不玩，要么就往大了玩时，此等“文吏”却又“自爱”了。他们怕这个，怕那个，左顾右盼，其实是不敢相信这场起义的前途。
于是，他们轻轻放下了昔日“县豪”的架子与感觉，把带头大哥的位子“让”给了刘邦。这是“智慧”，还是“局限性”?可叹萧何当年说刘邦“少成事”时，真不知什么心态。刘邦才是玩家本色。他“喜施”与“好大言”背后的那股“意豁如也”劲儿上来了，就放开演。
一般来说，大人物都有这种扮演自己的欲望。他就像把起义当成了请客吃饭一样，一会儿让让这个，一会儿让让那个，把历史现场的沛县人物让了个遍，台词只有一句：“要不你来?我不行。”结果，谁也不来。《史记》说，“於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
这个“於是”用得多好。刘邦简直要演得手舞足蹈，事情就这样成了—刘邦成了“沛公”。
他还说，这可是你们自己要跟我走的。看着似乎有点玩世不恭，但沛公后的戏一点也没差，“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该有的步骤都有。刘邦打出旗，一看就是一场正规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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