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体制优势,其体制优势如下:
美国国力的壮大,伴随着一部政治体制的改革史,是社会平等与种族抗争史。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美国崛起,而崛起的美国又不断提升其政治体制的国际吸引力。先有体制,后有崛起是一种简单和教条式的误导。
美国是财富的积累、国民的信仰或使命感以及一个强大、现代化的政府。有此基础条件,顺着时局的变迁,美国历任领导人把国家愿望与物质资源结合起来,稳步地使美国走上了在世界上具有统治力的国际地位。把国家崛起更多地归功于“体制”相对面,人以及与之相关的运筹力。韩德教授的总结与我多年对美国调研的体会是一致的。
体制的改革不断需要民众赋权的平等化,即人人需要有平等的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最后归属;另一方面,被选择对象需要迎合大众的导向,导致那些真正的政治大师、战略大师或者有伟大政治家潜力的人物很难脱颖而出——最终使整个美国陷入了无穷的焦虑与迷惘,国家与社会分裂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国家的衰落也成为必然。
超越体制决定论,是一种否定式的思考逻辑,进而透析支撑美国长期保持优势的动力消逝。这不仅能够提升社会的信心,还能为持续推动与保持中国崛起能量提供新的借鉴。
没有,理由如下:
近年来,不但美国的体制问题日益暴露,就连造就美国崛起的真正重要因素也正在消逝。
一是美国天然的地缘政治优势正在消逝。19世纪初推出的“门罗主义”,奠定了美国独占美洲的根基,通过购买、欺骗、占领等手段,美国造就了“东西是大洋、南北是弱国”的全球最优质大国地缘战略位置。虽有19世纪60 年代的内战,但整体上美国却享受到欧洲大国争霸的“孤立主义红利”以及初期全球化的“国际贸易红利”。19 世纪,欧洲大陆共经历了至少8 场大战,几乎每一组列强之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而美国的工业化却是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的。但21世纪信息化、互联网化、超音速化的时代趋势,使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零距离化”,这使得美国再像20 世纪上半叶那样“偏安一隅”,甚至在诸强大打出手时“捡便宜”式胜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事实上,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有一股“孤立主义”外交思潮在升腾,但美国做不到孤立于全世界之外,也无法把原本因自己介入而导致恶化的各个区域难题甩手不管,更无法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盛行的世界中独善其身。正如美国学者戴维·梅森在《美国世纪的终结》一书中所述:过度扩张大大耗费了美国的老本。渐渐地,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的预言正在显现:“我们将在寻找绝对安全的徒然折腾中自我毁灭”。当然,这里的“毁灭”指的是美国不再那么强大。
二是美国捕捉住历史机遇的能力正在消逝。每一次历史机遇的到来,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很善于抓住其中的缝隙。在可能出现战略错误的关口,避免犯错,没有让稍纵即逝的机遇流失。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变相抬升了美国的地位。一战欧洲诸强的自相残杀,使美国最终得利。二战中,苏联死亡2000多万人,德国死亡300多万人,英国死亡450多万人,意大利死亡400多万人,其他小国家加起来死亡人数超过4000万,欧洲几乎变成废墟。1941 年后,美国像一战后期那样,中途再次取巧介入,“拯救”了世界。二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重建世界秩序,一举奠定霸权地位。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这种天赋似乎还给了上帝,急得美国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2008 年在其《第二次机遇》一书中直接用“战略悟性的缺失和世界领导力的蹩脚表现”来形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位总统。可惜的是,奥巴马也没有抓住布氏所说的“第二次机遇”,面对全球的“政治觉醒”,美国的领导力弱化真的是“灾难性”的。
三是美国网罗与培养人才的绝对优势正在消逝。美国一直鼓励科学和发明,网罗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创造力的人才。“二战”以后,美国越来越重视从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挖掘人才。这种被联合国称为“一种颠倒的技术转让”,对于促进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然而,现在尽管美国仍然在人才吸引上领世界之先,但根据美国学者戴维·梅森的大量数据,日益衰败的教育正在成为美国竞争力和国际威望下降的重要原因。诸多证据显示,20 世纪美国的务实精神、企业家精神、效率、科技创新、科研投入相对于其他强国的领先程度正在下降,有的单项指标甚至落后于印度、中国等新兴国家。
过去30 多年,中国发展实际上走的是相对“去美国化”同时又汲取美国文明成果特别是总结其经济社会发展中教训的改革之路。在广泛征求民意、公示制等基础上,中国推行基层选举、异地任职、公务员晋升制、集体领导制,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