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人九十年代以后，先锋小说的文本实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
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特征：“日常经验”和“冷漠叙事”。小说的叙述语言越来越冷漠，叙述者主体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弱，而所叙之事则越来越趋于寻常，趋于“民间”。这一类小说实验的代表作是余华的《活着》和
《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讲述的是和它的题目截然相反的一个个“不能活着”的故事：耕田为生的
福贵老汉在几十年里一家八口死了七口，单留下了他和他的一头老牛，承受着苦难的极限。老汉一生过得平平常常，有的时候还极端落魄，但他始终认为“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赌了自己的命”，这种“没出息”的人生态度是对“生活在别处”的
浪漫主义人生观的一种反拨，也是对漂泊“在路上”的现代人有失矫情的心灵感受的一种反拨。故事和故事里的人物平淡庸常，整个叙述风格更是显得于静而苍老，小说以其“简单”和“重复”的叙事技巧诱使着人们对“活着”、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和思索。确切地说，《活着》是一个充满叙事张力的现代寓言。
余华的写作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明显的差异。八十年代的余华对暴力、苦难、死亡、杀戮情有独钟。“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他的《
现实一种》、
《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等小说，充满了对“暴力”和“死亡”的精确而冷静的叙述。这些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往往采用“局外人”的叙述视点、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和精细甚至华丽的叙述语言，远距离地、不厌其详地描写血腥场景和残忍行径。这个时候的余华小说唤起的，显然是人们对某种存在、某种现实秩序的恐惧和颤栗；同时也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实验小说写作领域体现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而九十年代以后，余华的写作完成了一次新的转型。这一时期余华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多讲述平民的苦难和命运，他们对苦难的承受和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在平常生活中铸就的“相依为命”的力量。叙述风格也趋向平实、朴素，以及含而不露的温情和幽默。《呼喊与细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多是如此。如果说余华八十年代小说的美学价值在于对传统小说写作模式和审美惯性的根本颠覆，使先锋实验小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九十年代的余华小说则领导了先锋派小说的又一次历史性突围：从颠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和审美惯性，到颠覆现代小说过于人为的叙事机制和过于矫情的情感流露。或许，历史地看，余华在中国当代小说写作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先锋实验小说写作中，将可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余华前”的写作，文本的实验意味体现在对“所叙之事”和“事之所叙”的极度关注上；而“余华后”的写作，则体现出一种平实冷静的平民立场，以“后现代主义”的日常经验和冷漠叙事消解现代主义沉重的自我表现和隐喻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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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图书馆
参见：吴秀明主编.《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0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