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是指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
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一、政治。
张居正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
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张居正上疏请行在内政方面提出著名的考成法，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 最后明神宗批准了请求。
奏书中有以下两条：
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二、军事。
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
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达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
在广东地方，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先后领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的蓝一清、赖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和琼州府的李茂等叛乱分子，岭表悉定。这对安定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生产正常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三、经济。
一条鞭法。
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
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
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四、水利方面。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推荐、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
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
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
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依违其间。
东林党人上书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入阁”之争，东林党与它的反对派在立太子问题上展开了长达 20余年的争论。
最后，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权势受到一定的压抑。但东林党推李三才为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熹宗天启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
为时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魏忠贤是司礼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朝廷内外，“遍置死党”，从而把持朝纲，为所欲为。
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被锦衣缇骑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崇祯帝继位，捕杀阉党。南明福王政权下，东林党人与阉孽的斗争仍在继续。如“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
扩展资料：
张居正去世后，宣告明中期以来的革新结束，明朝政治全面走向衰败。张居正以“威柄之操，几于震主”获罪，继任的阁臣明哲保身，一般官员大多仰奉权力，唯唯诺诺，士风沦落。张居正的倒台也加剧了党派之争，官员结党私营，放弃中立立场，损失了行政的公正与效率。明朝政局大坏。
由此看来，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明朝于既倒，但此后张居正一死，即被抄家。后来，明神宗怠于朝政，而勤于搜刮，加剧了明代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
=要延续明朝国祚，至少需要再假设万历皇帝最迟在十八岁即1581年之前死去，这样明朝是有可能多延续至少五十年的。其理由是:
第一，张居正多活二十年就是活到1602年，而万历如果在十八岁前即1581年前死去，即使次年能生下遗腹子朱常洛，那也是幼稚小儿，以张居正当年能够拒绝丁忧推进改革的精气神，再次控制小皇帝，或者另立一位小皇帝是可能的，这样应能继续中兴大明事业。
官位久虚，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遢之风，也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考成法是张居正的政令得以执行的重要保障，但这项政令有一项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张居正“名不正言不顺”。所谓“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项政令能够执行的实质是张居正窃取了皇权，自己总揽考成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行为。
从张居正死后的政局来看，万历皇帝的怠政是任何臣子都难以挽回的。即使皇帝没有明确表达反对，但是他会和你耗着，如果这样来看，张居正如果不死，他的很多政治理想也难以贯彻、延续。
因此张居正死不死，对明朝的灭亡影响不大，毕竟明王朝的皇帝是万历，而《明史》的评价是明朝实亡于此人。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明末党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张居正改革
【一条鞭法】，顾名思义就是简化了赋、役征收手续。一是把田赋和繁杂的徭役、杂税合并统一征收；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摊入田亩，既根据人丁又依照田亩征收；三是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田赋，除政府必须的米麦仍然交实物外，其余以白银折纳；徭役，一律实行银差。这就肯定了货币在赋税征收中的主导地位。
【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雍正帝的“摊丁入亩”，是封建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其作用：（1）简化了赋税征收手续，客观上起到了均平赋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作用。它不但限制官吏巧立名目，加征赋役，而且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其生产积极性。（2）它实行赋役折银征收的办法，适应和促进了明朝中期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交纳银两，农民、手工业者必然把大量产品投入市场，促进商业繁荣。徭役折银，农民可自由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创造条件。（3）它推动了中国封建赋役制度的进步，使两税法以来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化进程前进了一大步，为清初“摊丁入亩”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回齐党】是亓诗教所创
亓诗教，字可言，号静初，晚号龙峡散人。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出生于莱芜李条庄。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初任荆州、淮安二府推官，专管刑狱，因能公平执法，无冤案和积压案件，于万历三十五年受朝廷勅命褒奖。后升礼科给事中。万历四十年，他和同事赵兴帮两次弹劾礼部侍郎翁正春考场徇私，翁正春转官以待归养。由于其在礼科给事中任上能忠于职守，积极纳谏，秉笔直言，稽查违误，受到勅命褒奖，然后转为吏科给事中。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大旱，一岁皆空，千里如扫，饥民流离失所，盗者蜂起。万历四十四年，亓诗教奉差归里，见此惨状，上《饥民疏》，论述饥荒为盗发的根源，要求朝廷发放国库银十万两，并从上交税银中留十万两，再免去山东六郡包税二万三千两，约计二十三万两，得到朝廷批准，救活灾民无数，平息了荒乱。后升为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万历末年，亓诗教与知县胡士奇共同编纂《莱芜县志》。
亓诗教为官期间陷入明末党争之中。公元1614年（万历四十一年），方从哲入阁为相，依附者众多。亓诗教为方从哲门生，齐党首领，自然春风得意，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七年。其间齐、楚、浙三党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万历四十八年，给事中惠世扬、程诠相继弹劾方从哲，方从哲被迫辞官后，齐楚浙三党之魁失去靠山，相继引去，作为齐党之首的亓诗教于天启元年三月乞归故里。熹宗继位后，东林党得到重用，齐楚浙三党的一些重要成员不断受到东林党的弹劾追论。其间宦官魏忠贤取得司礼太监的重要职位，他内结王体乾、李承贞，外结亓诗教推举的方从哲的老乡，权势日盛，把持朝政。天启四年，方从哲的老乡冯佺在魏忠贤亲信鲁生的极力推荐下登上相位。天启五年九月，亓诗教被冯佺召回京城，升为督察院右佥都御史，随后巡抚河南等处地方，并提督军务，兼理河道，一直外放。天启六年仲夏，亓诗教自开封抱病而归。思宗继位后，清洗阉党，亓诗教被列入逆案，赎徒为民。他回乡后隐居城南苍龙峡，著有《饥民疏》《清闲词》《胡公去恩碑》《石痴居士传》《石痴诗集序》等文留世，约在崇祯末年去世，葬在苍龙峡西侧。
万历四十五年，明廷为其父亓隐山在城南夹谷山（今笔架山）前立“天恩重赐坊”，在莱城西厢为其立“都宪坊”。
【齐楚浙党】
明末官僚机构中因地缘关系结成的政治派系，浙党、齐党、楚党的合称。明中叶以后，严重的政治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加深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烈。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罢官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后，与高攀龙等讲学於东林书院(见书院)，讽议时政，要求改良政治，以缓和统治危机，得到在野及部分在朝士大夫的呼应，形成了一种颇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被代表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派称为东林党。在顾宪成罢官同年，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入阁成为大学士，几年后任首辅，他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此外，朝中官僚组成的东林党的反对派还有“齐党”(以开诗教籍贯山东而得名)，“楚党”(以官应震、吴亮嗣籍贯湖广而得名)。以及“宣党”、“昆党”等，也都是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浙党势力最大，齐党、楚党皆依附於它，联合攻击东林党，以排除异己为能事，故合称“齐楚浙党”。东林党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党争始於争国本，既而争“挺击”、“红丸”、“移宫”三案，绵延数十年。对立双方还都利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见考察)作为排挤打击对方的手段，使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锺兆斗等，沈一贯从中阻挠。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齐楚浙党人手中，又大肆贬谪东林党人。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浙党当政时期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失败。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京察，又尽逐齐楚浙党。宦官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党大多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编造黑名单《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兴起党狱，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崇祯即位后，虽除掉魏忠贤，但阉党势力仍存於朝中，继续排斥东林党人，直至明亡。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