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都是情感的体现，从原则上讲，一切艺术作品都离不开情感性与思想性，但是，由于语言艺术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等方面独具特色，因而，文学作品的情感性与思想性显得格外突出。
任何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情感。文学的情感性越浓烈，越能感染读者，就越富有艺术魅力。《毛诗序》中讲得很透彻：“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指出了内在的情感积存和涌动才有形诸于外，感染读者的可能。实际上，除诗歌外，散文、小说，以及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同样需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印象只有当作者自己以他独特的方式体验过某种感情而把它传达出来时才可能产生。”狄德罗更是强调“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无论是抒情诗、抒情散文等抒情类文学还是小说、报告文学、叙事诗等叙事类文学同样离不开情感性。北宋词人柳永的代表作《雨霖铃(寒蝉凄切)》，以日暮雨歇的冷落秋景，抒发了恋人依依惜别的真挚而痛苦的感情，将凄凉惆怅之情融于景色之中，使天光水色仿佛也染上了一层离愁别绪，浓郁深沉的情感使这首词成为千古传诵的抒情名篇。这是抒情作品情感性的证明。而作为叙事类文学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同样蕴藏着作家炽热的感情，只不过在这类作品中一般不常由作者出面来直接抒情，而是往往将作者的主观情感深深蕴藏在文学形象之中，，通过形象描绘来传达情感。例如，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是应当具有充分的真实性，内容一般应当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适当加工，但与此同时，凡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也都应当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作者的爱憎情感，给读者以巨大的感染力，如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夏衍的《包身工》等均是如此。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必须包含着作家的感情。此外，虽然各门艺术都要表现人的情感，但相比之下，语言艺术比起其他艺术来，更能表现人的丰富、复杂、细腻的情感。在这方面，文学由于采用语言作为媒介，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红楼梦》中第27回“黛玉葬花”，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黛玉悲悼自怜的复杂情感。这位多愁善感、天资聪慧的弱女子，在父母双亡后寄人篱下，只能将自己的悲戚郁愤寄托在身世相类的落花上，“侬今葬花人笑痴，它年葬侬知是谁？”正是她内心情感的形象体现。当代作家史铁生《我与地坛》中不动声色的描绘母亲在地坛中一次次寻找关注残疾儿子的行为举止，动人至极。《战争与和平》中，女主人公娜塔莎与人私奔后，请求彼埃尔转告她的丈夫安德烈宽恕自己的行为，彼埃尔听到娜塔莎发自内心的忏悔和自责后，他觉得泪水在他眼镜下边涌流，他请求娜塔莎不要再说了，这段描写同样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正是由于文学作品能够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直接披露出人物最复杂、最丰富、最隐秘的情感，使得语言艺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深刻。
与此同时，语言艺术的思想性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形式。虽然所有文艺作品总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对生活的认识，从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但在各类艺术中，还是语言艺术的形象最富有深刻的思想性。语言艺术之所以具有这种优势和特长，同样是与它采用语言作为媒介分不开的，因为只有语言才能直接表达人的思想，在直接披露人的思想认识、评价判断方面具有最强的艺术表现力。当然，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绝不是空洞、抽象的说教，它应当蕴藏在作品的艺术形象之中，成为作品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灵魂。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不朽的艺术精品，都在于将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社会小说等，都出色地展现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提出或回答了那一时代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作家们总是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述出自己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生活的哲理或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除了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外，其他文学作品包括一些诗歌和散文，也同样需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范仲淹的散文《岳阳楼记》，在生动描写洞庭湖风光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洁情怀；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以新奇而丰富的想像描写了诗人在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游历见闻，反映出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这位伟大诗人的人文主义思想。甚至在一些短小的山水诗或抒情诗里，也同样寄寓着诗人的思想情感与生活哲理。例如杜甫的五言律诗《望岳》，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对五岳之首泰山的敬仰热爱之倩，结尾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又富于哲理性和象征性，蕴藏着耐人咀嚼的思想意蕴。苏东坡的七言绝句《题西林壁》也是一首内涵丰富的哲理诗，诗人从他游庐山所得的独特感受中，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使这首含蓄蕴藉的小诗读后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