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西晋咸宁年间，一位名叫不准的盗墓贼，在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时发现了数十车记满古文的竹简。晋人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其中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十三篇史书，被命名为"纪年"，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成书年限大概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而成，比司马迁的《史记》要早了大约两百年，对于研究先秦历史有着极大的帮助。
《竹书纪年》成书年代介于《春秋》与《史记》之间。《隋书·经籍志》云：“《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魏哀王应为魏襄王。
专家指出，《竹书纪年》虽然经过盗墓者的破坏，后来又全书亡佚，只能从晋代以来千余年间学者注释经史和编纂类书的引文中辑得一鳞半爪，但毕竟是《秦记》以外唯一被保存下来的一部偏详年月的先秦古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竹书纪年》校订《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李学勤指出：“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纪年》的这种作用，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纪年》本来是地下出土的战国原本，以战国人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较翔实可据。”
因为《竹书纪年》所载实在太过骇人，其内容与《史记》几乎是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比如，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在《史记》中乃是美好和平的大同治世，帝位继承更是选贤举能，三位远古先贤相继禅让，传为一段佳话。但在《竹书纪年》中，这却是一场场血腥的阴谋政变。先是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后来禹又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记载了尧舜之间一段往事：
於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於二女。舜饬下二女於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於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於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於文祖。
这段故事是说，尧帝因为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不想将帝位传给他。于是他四处考察贤德之人，终于发现了舜帝。为了考察舜帝，尧帝特意将两个女儿下嫁，然后让舜帝执政一方。结果，舜帝果然很有才华，治理能力超群。经过数年考核，最终尧帝认定舜帝就是最合适的继承人，于是公开将帝位相让。
《竹书纪年》中，一共有四处地方讲到了尧帝与舜帝的关系：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按照这本书记载，尧帝并非主观上禅让帝位，而是因为舜帝逼迫，掌握了大权，于是被迫退位。
舜帝对于尧帝非常警惕，将其囚禁在平阳，并且将尧帝之子丹朱也囚禁，还让两父子终身不得相见。
两段记载中其实除了主观意愿上有所不同，其实没有本质的冲突。至少在《竹书纪年》中并没有否定尧帝将女儿并且是俩女儿嫁给舜帝的事情。
我们综合来看，真相极有可能是，尧帝年老，舜帝崛起。为了安抚这个年轻的部落首领——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还处于部落联盟时期。最强部落并不是固定的，因此，部落联盟盟主也就是天子，也不是固定的——尧帝先后将两个女儿嫁给舜帝，可见，尧帝为了得到舜帝拥护作出了多大努力。
可是，尧帝没有想到，舜帝并没有安于现状，反倒趁势崛起，最终逼迫尧帝退位，自行接掌天子大权。就连大舅子丹朱也被他镇压。
后世史家有曰，《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伊尹为大甲所杀、季历为文丁所杀，皆是“污蔑至圣”的谤言，或云荒谬已甚。
与言及尧、舜、禹禅让事迹的《史记·五帝本纪》、《尚书》《左传》《国语》《庄子》《孟子》《荀子》等典籍相对立的有《韩非子》《竹书记年》《战国策》以及刘知几的《疑古》等。
韩非《说疑》篇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
刘知几在《疑古》中说得更为明确：“按《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朱丹，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而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徒虚语耳！”
梁启超则说：“启杀益，大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说，骤睹此则大骇。
说了半天，《史记》和《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内容，哪个更真实呢？
我认为，其实两者都差不多，可以说都是真实的。为什么说都是真实的呢？因为当时很多内容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在传的过程中，传话人总会根据自己身处的语境进行不同的记载。
比如《竹书纪年》所处的语境，是在战乱最厉害的战国时期。这样一个时期，肯定主题就是适者生存。谁要是拳头更硬，谁就能活下来。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口口相传的内容，就肯定都是丛林法则。但是《史记》所处的语境不一样。那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因此，那时候需要特别讲究辞让。所以“尧舜禅让”这样的表达，才会在口口相传中出现。因此，记载历史的司马迁，才会记成那个样子。
从总体看，《纪年》在某些方面的历史记载，比《史记》可信度高。这也难免，因为《史记》的成书时代较晚，虽然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不下于古史官，但限于材料来源和个人价值偏好，追述先秦历史必会有失实之处。我想，这就是这两本书出现的真实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