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二战研究学者认为，在轴心国方面，种族意识形态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并导致苏联平民在1941-45年德国入侵和占领期间遭受许多战争罪行，估计约两千万苏联平民在战争期间因战斗波及和系统性消灭政策直接导致死亡。
而在苏联方面，西方学者认为红军自成立第一天就是意识形态灌输和取向，它是苏联共产政权为了在血腥的俄国内战保护新政权而设立。红军之父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利用宣传、思想灌输和无情恐怖来击败白军。因蓄意饥荒、恐怖行动、集体处死、放逐和其他报复惩罚导致的后果，使得俄国内战中平民人口的死伤远高于战斗员，一些研究显示死于此内战的平民人数是战地部队的九倍。这使得红军自成立伊始，就是一支执行残暴命令和方针的部队。更有甚者，苏联不承认沙皇俄国同意的海牙公约对新政权有约束力，并且拒绝签署直到1955年。
随着击退德国进攻，苏联部队在1944年进入德国和匈牙利，战争罪行、掠夺、谋杀平民和特别是强奸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数十年来，西方学者一般将在德国和匈牙利所发生的这些暴行简单解释为苏联对德国在苏联境内的暴行，和屠杀俄国战俘的复仇（520万战俘中有360万死亡）。此说法现受军事历史学家如安东尼·比弗的质疑，至少在关于大量强奸的部份。比弗认为俄军士兵也强奸俄国和波兰自集中营解放的妇女，并强调这弱化了复仇解释的可信度。大量强奸也发生在红军占领的波兰城市，例如，在克拉科夫，俄军的到达为波兰人带来的是妇女和女孩被苏联士兵大量强奸，私人财产被残暴劫掠。
西方学者指责自1941年起，斯大林即有意不惜代价向东线反攻，并以极端残暴方式（包括对他自己的士兵）领导战争。俄军在二战的死伤高过任何其他军队，部份是因为高人力耗损和训练时间不足。面对装备差劲，几乎无能抵抗机关枪、坦克和火炮的步兵单位，俄国指挥官所使用的战术常是以人海为基本，使自己的部队遭受惨重损伤。此战术也被用来清理雷区，利用步兵波次“进攻”以清除地雷。在俄国最高司令部命令下，撤退的士兵或甚至踌躇不前的士兵将被后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射杀，斯大林在1941年8月16日第270号命令表示，若发生任何撤退或投降事件，所有参与军官和士兵就地枪决，并可能对他们的家人进行报复惩罚。在苏联和现今俄国关于“大爱国战争”的历史书，此命令和其他俄国在二次大战的暴行，除少数例外外极少提及。这些证据随着冷战后一些苏联档案向外公开，被西方历史学者发掘和公布。不过近年来随着一些学者对冷战的反思，很多冷战时期西方的宣传指责已经被质疑。
俄军在1939至1941年间，和1944至1949年间，在占领地（波兰、波罗的海三小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中国东北、捷克和斯洛伐尼亚）所犯之罪行，发生后便铭记在这些国家的历史知觉中，不过仍然，系统性、由公众控制的研讨只在苏联垮台后才成为可能。这点对俄国在1945年毁弃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后在满洲国和千岛群岛的占领地也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