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少年时代，父亲早丧，家境清贫，但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得富裕姻亲资助读书、赴考。在县学考取优廪生后，入读广雅书院。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取拔贡第一名、再于北京会考，得一等第十一名。
光绪二十四年上京朝考之后获得钦点，授职衔“七品小京官”，旋升刑部六品主事。
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乡试中举人；
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殿试以第一甲第二名钦点榜眼及第，诰南书房行走、奏翰林院编修。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读法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 后回国。
宣统元年（1909年）为了拟定「商业法」，奉派往中国各地商埠调查现代商业操作习惯，提交长达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
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举办第一次法官招聘考试，委派往贵州出任主考。 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的一天，刚刚通车3年的苏州火车站迎来了一批头戴花翎、披挂齐整的大清官员，为首的是一位举止儒雅的中年人。火车站外早有轿子在等候，他们一行人上轿经过钱万里桥，从阊门进入古城。落轿停当，中年官员从轿中缓缓步出，这位官员是何许人也？他和苏州又有什么渊源呢？通过相关档案资料，笔者为您揭晓。
中年官员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榜眼——朱汝珍。说起他的那次科考，颇为传奇。原来，朱汝珍本应是清代末期的状元，但由于其姓名和籍贯的缘故而与状元失之交臂。根据惯例，甲辰（1904年）恩科的主考官在阅评完所有考生的试卷后，从参加殿试的273名考生的试卷中挑选出10份，排好名次，呈送给慈禧太后“钦定”。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朱汝珍的试卷，只见文字畅顺华丽，字体却为粗笔楷书，看后不禁连连摇头，只因慈禧太后平素偏爱疏淡清新的字体。当她看到朱汝珍的籍贯为广东时，心中又陡然升起一股厌恶之感，广东是她痛恨的地方，是叛逆的代名词，那里出了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等。朱汝珍名中的“珍”字，又让老佛爷想起被其逼死、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珍妃，“朱”者“诛”也，“朱汝珍”三个字一下子触动了慈禧那根敏感的神经，因此状元之门就对这位满腹经纶的倒霉才子关上了。同时，慈禧看到榜眼刘春霖这个名字，他又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她认为此名有吉祥之兆，“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当年恰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肃宁地处京畿一带，于是，老佛爷大笔一圈，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成了头名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榜眼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朱汝珍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读法律，两年后学成归国。制定商法是晚清修律的重要任务之一，朱汝珍于宣统元年（1909年）被任命为法律馆纂修，前往各地商埠调查情况。苏州是清代商业繁华之地，备受关注，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朱汝珍到苏州开展“商事习惯”调查。江苏省苏州市档案馆馆藏商会档案中有两封朱汝珍写给苏州商会的信函，其中一封写道：“先从事调查，实虑及此窃维吾国商业发达最早，贵省交通利便，民性活泼，贸易日见繁盛，尤占世界商业重要之地位。”
苏州商会收到朱汝珍的信函后，第二日便复函，请他来商会“驾临一叙”。同时，对于清政府布置的调查，苏州商会认真准备，积极配合，首先将调查商事习惯的调查表印制数千份，接着通过信函与盛泽、江震、平望、昆新、梅里、常昭等苏州各辖区的分会联系，让他们填写调查表，及时反馈信息。
“商事习惯调查表”共5页，分为商号习惯款目表和各种字约单票章程簿据类目两项，其中商号习惯款目表又分六目，条目分类详尽、细致。例如在“第一目商号之组织及资本之关系”中就有8个问题，有“商号之组织共分若干类，各类之异同若何，商号之资本主自行营业与请人营业者孰多”等等。
由于调查的行业较多，本着仔细、务实的态度，苏州商会并未在半年的期限内完成朱汝珍交代的调查任务。1909年9月20日，朱汝珍在给苏州商会的第二封函中写道：“现商法已着手起草……本年筹备事宜不容稍缓……兹限期已迫矣，请贵商会按照问题迅速回复万勿再迟。”
至于苏州商会最终是否回复了这位末代榜眼，笔者找遍了苏州市档案馆藏，也没能探出究竟。 1910年辛亥革命后，朱以“南书房行走”留在溥仪的小朝廷里13年（1912—1924），在紫禁城从事《德宗实录》等史宬工作，衔至头品顶戴光禄大夫（正一品）。
1924年农历十月停职，从商于津、沪间。在天津开设印刷馆。后南归，寄寓香港。
民国18年（1929年），移居香港，港创办隘园学院，自任院长；任香港清远工商总会会长，把会名改作“清远公会”，注册为慈善机构.
民国20年 （1931年） 应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聘请，曾经短暂出任哲学及文词两科教习和香港学海书楼主讲。
民国21年，在日本关东军操纵下，伪“满洲国”成立，已废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捧上台，朱曾前往长春“觐见”（他是溥仪的老师），溥仪示意他再事“皇朝”，他以年老多病为由，婉言谢绝，旋即回港。
民国22年（1933年），任香港孔教学院第二任院长兼附中校长。
抗日期间,积极配合抗日团体开展抗日募捐、义演等活动，并接济抗日战士。
民国30年 （1941年底）香港沦陷。他与居港同乡黄文根等人组织归乡指导委员会，协助同乡3万多人疏散返乡。
1942年避居北京，当年病逝，享年72岁。
朱氏族谱
朱汝珍编撰的《朱氏族谱》：他的入广东一世祖朱源，於明永乐间（1403—1424）由闽（福建） 汀州府永定县迁至粤韶州府 翁源县（韶关市南部）。朱源的父亲朱祯是元朝人，官至兵部侍郎，二世祖朱永通，他的后裔在翁源县生活了整整六代，即三世祖朱广，四世祖朱环，五世祖朱得邝，六世祖朱信，七世祖朱世昌，八世祖朱玉。 清远县开基始祖为九世祖朱万贤，明末清八旗南下攻击明军於翁源（韶关军港），崇祯八年（1635年）朱万贤毅然告别翁源县的父老兄弟，只身南下清远县，选择城北笔架山下一个名叫“八片村”的小村落籍。十世祖朱德，十一世祖朱国璋，十二世太高祖朱清，十三世高祖朱大裕。十四世曾祖朱澧，举家从八片村祖居地迁入清远城南门街，为后裔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十五世祖朱梦龄，十六世考（父）朱猷章是五品武官，曾任知府，朱汝珍是朱猷章第七子。 1931年7月、1933年7月和1935年4月，清远县前后发生了屡次重大洪涝灾害。朱汝珍以家乡平易近众疾苦为念，不顾年逾花甲的高龄，亲自联络于香港同胞和社团中间，构造施助，救济家乡平易近众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另外，1935年清远建平易近众教诲馆；1940年清远县筹办带高中的县立中学；1940年香港清远同乡帮忙社筹办同乡后辈义学等。都得到清远公会的热忱关怀和救济。这些善举，具体记录在平易近国《清远县志》或香港清远公会会刊。
朱汝珍乐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编撰有《藏霞集》并赠给清远县民众教育馆一批书籍和设备。又先后担任《清远县志》和《阳山县志》的总纂。为清远战时平民医院和县立中学募捐药品和资金；为香港清远同乡协助社的子弟义学提供常年经费援助； 香港沦陷期间，日本人送大米给他，想要利用他，而他毅然抗拒，1942年离开久居的香港，避来上海，借住在女儿家中，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后来他回到北平老宅。民国32年（1943年）夏，有一天他在与孙辈嬉戏时中风病逝，享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