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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证据说明，早在宋代，就已经有泉州人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地迁徙。而元代征爪哇时，自泉州出航，作战失败，军中病卒数百人均留在当地，成为华侨。当时，在东南亚从商的泉州人，有的也在“蕃国”成家立业，开店贸易。
近年，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ifang Franke）利用所搜集的东南亚古代汉文碑刻数据论述泉州海外交流的盛况。据他所述的资料，元时东南亚早有中国人的墓碑、庙碑、亭碑等碑刻，充分证明当时在东南亚留居的泉州人已经不少。［傅吾康（Woifang Franke）：中文碑铭所反映的1254——1800年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外交往《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明朝以前泉州海外贸易的黄金时期，泉州人侨居海外有其时代的特点：
首先，这个时期侨居海外的泉州人，大多是临时性的，而且除了特别的原因（如元兵因失败、重病而无法回来）以外，移民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发展。
其次，当时的朝廷并不禁止海外移民，也允许商人自由活动，所以他们从海外重返故里的可能性较大。
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
人口移动特点
从明至清，由于海禁及抑商政策，宋、元时期那种人口海外自由活动的环境不复存在，泉州民间的第一种反映是成规模的海上私商与海盗的兴起（参见《海丝之路．私商与海盗》），第二种反映就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形成泉州地区人口移动历程的第二次重大变动。
在中国移民史上，大规模的向外（一般意义上的居住地之外）移民，大多是因为生存压力太大引起的。五代之前大量北方人口迁入泉州这个边陲之地，就是因为当时中原战争动乱、自然灾害、土地矛盾、人口压力等频繁发生，迫使民众向未开发之地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明、清时期泉州之所以出现海外移民潮流，也是因为到了这个时期，泉州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提供良好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的地方了。在这个时期，泉州充满了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导致的矛盾。因而，向中华帝国的外部迁移，成为许多人寻找生存空间的基本手段。
台湾的开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日益增长，是与闽南人勇于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从整体上说泉州人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但是由于晋江上游多是比较封闭的山区，因此在民风习尚方面，山区与沿海各地还是存在一些差别。
大体言之，比较靠近大海的，冒险进取的性格比较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社会风尚就相对敦朴保守一些。如泉州府沿海的晋江、同安等县，“滨海为岛夷之贩，安平镇其最着矣”，“滨于海，探珠而从海贾游者，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慑。”而内地如永春县的一些乡村，“民树艺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条本薄末，有幽凤焉”。
明．初、中期
泉州人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代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当时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困窘，许多泉州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台湾以及海外，谋求开拓发展。
早在明初，泉州人便已较多出国定居。永乐癸巳（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广东、漳、泉人”，旧港国的“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移居在此”。郑和下西洋时，闽南人有不少人随其出国而居留不回。
明．长乐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明．初、中期，不仅实行海禁，还禁止海外移民。因此，这个时期的移民与海上私商和海盗势力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而且与国内政治压力下出洋寻求发展机会的目的息息相关。移民的目的地主要包括菲律宾和日本，与前两者为主。
在16世纪后期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以前，中国商人早已有侨居菲律宾的。这些商侨主要来自泉州、漳州和江浙一带，散居菲律宾岛屿之间，主要从事商业贸易。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后，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的人数大增，既有商人，也有工商业者和渔民。
当时的泉州侨民已经在马尼拉等地成立了自己的小区。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海外贸易中保护侨商的利益，另方面也为了在侨民中维护正统秩序。这是因为泉州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不仅要受到官府的压制，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这样造成闽南人嚣悍多心机的性格，所谓“事杂易淆，物多觊，襄隙构戾，职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竞胜于讼，竞利启棼，鼠辈因凭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视音劣为奇货。……以夷为市，子母即赢，因而机械百变，此漳与四方之所异也。”没有一个自治权威，是不利于共同生存发展的。
到16世纪70年代以后，华侨的势力在菲律宾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引起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恐慌。为了控制华侨，他们利用传教向华侨灌输殖民主义文化，同时禁止华人经营零售商业。
当时的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还必须同时面对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中国沿海商盗的挑战。嘉靖（1522—1566年）以后，尽管明政府加强了海防控制，这些商盗集团在势力上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扩张，一些集团甚至在东南亚各地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压制中国商盗的海外扩张力，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处处设防，勾结明政府对他们加以围剿。
在同一时期，泉州向日本的移民也很重要。向日本迁移的泉州人，大都是经过南洋诸国周转而去的，即谢肇制《五杂俎》所谓“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当时，明政府因为倭患问题（参见《泉州典故．倭患》），严格禁止商民与日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因此，泉州人经常以去南洋为借口，获得官府许可出境，然后辗转到日本。在日本，许多泉州商民与当地人成婚，也有许多人在当地定居并发展家业。他们利用与居住在泉州各地的家属和家族亲缘关系，与内地形成相对稳定的贸易关系。
明．晚期
明末，郑芝龙为首的海商军事霸权集团逐步形成（参见《泉州人名录．郑芝龙》），控制着东方海上贸易的主动权。
郑氏集团早期已经利用海上势力促成一些泉州商民外迁。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郑芝龙占据台湾北港。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正值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遂在福建巡抚熊文灿支持下，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使泉州出现第一次移民台湾的高潮。去台的泉州移民有的携带家眷，有的返回原籍而留家眷于台，有的单身前往在台长住。
这一时期，泉州商民移居东南亚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史载，明．万历间（1573－1620年），漳、泉民贩吕宋（今菲律宾），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拥贾杂为生。《明史．卷 323》云，在菲律宾，“闽、粤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
仅从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对华侨的几次大屠杀，可知泉州华侨之众。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对华侨进行第一次大屠杀，有 2.5万人被杀害，泉州府籍死者甚众，致使晋江安海等处“讣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几人称寡”。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吕宋华侨进行第二次大屠杀，有 1.2万名华侨被害，死者大多是福建漳、泉人。此后至清朝期间，西班牙殖民者共进行五次大屠杀，数万名福建华侨被害，其中有不少泉州人。
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
迁居台湾
清初，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参见《泉州人名录．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04月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此时，清政府在北起辽东，南至广东，对沿海居民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参见《海丝之路．迁界》），把各省沿海30里居民一律迁居内地，并禁止船只出海，在沿海地区发兵戍守，使泉州沿海居民受到一次空前浩劫，父子兄弟妻女流离失所者众多。
郑成功在台湾一方面实行军屯，另方面从福建沿海招集“迁界”后流离失所的流民，给予经济上的鼓励政策，到台湾参加开垦，使泉州出现了迁台的第二次高潮。
在同一时期，向吕宋等东南亚各国的移民，在泉州也得到持续，数量不在少数，只不过这个时期的移民大多是深受“迁界”之害的民众，与海上商盗关系不大。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郑成功海上政权败局已定，清廷开始在沿海地区复界，重新从内地把人民迁到沿海居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四口岸开放对外贸易港口，并对海外商船减少关税。然而，这些政策只维持30多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之后，即重新对海上贸易加以严厉打击，也对海外移民实行严厉限制。在康熙、雍正年间，三次严申禁令，企图杜绝沿海人民“偷渡”去台。但是，实际上根本无法阻止泉州的去台移民运动。清政府不得已开放泉、台通航对渡（参见《泉州史迹．蚶江海防官署碑记》）。在控制放松的情况下，泉州向台湾的移民出现了第三次高潮。这次移民高潮的出现，使台湾得到开发。（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如清．嘉庆六年（1801年）安溪新康里（今虎邱镇）卓源周氏部分精壮族众移居台湾淡水大加蚋堡东门外三板桥，开垦原野，从事农耕，逐渐蕃衍，成为台北望族。
与此同时，随着汉人移民入台，清政府把海疆的概念延伸到台湾，确立“以台治台”的政策，把郑成功遗留势力迁回大陆，派福建班兵驻台防守，对台湾人事制度实行特殊政策，将其列于福建属下，对人员进行频繁调动，在民政方面广泛实行保甲、里社制，海防方面大力建设军事防线。（驻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福建海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这一时期，移民有的单身前往，有的举家入台，而移民社会身份背景也从流民转变为包括士绅阶层。随着台湾地方政府的设立和士绅阶层的入台，清代正统制度和文化也逐步移植到台湾。台湾科举制度的实施，吸引了大批城乡居民追求功名，促使以“四书五经”为象征的国家正统观念体系成为渗透性极强的文化。
至于现在台湾的汉民，原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
移居海外
在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闽漳、泉人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者尤多。”清．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制造“红溪惨案”，屠杀华侨万余人，其中不少是晋江人。
直到光绪年间，在吕宋的华侨人数还很多。《清史稿．卷 119．职官志》云：“日斯巴尼亚，一名西班牙，即大吕宋也。明．嘉靖初，据南洋之蛮里剌（马尼拉），是为小吕宋……光绪六年（1880年），小吕宋华民请设领事，不果。光绪十三年（1887年），置小吕宋总领事。”
据本世纪的一些统计数字记载，有些闽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过了留居在本国的族人人数。如永春东平乡东山村颜姓在国外人口有八百多户六千多人，而国内仅有二千多人；城郊乡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谱时登记海外人口四千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东门后村郑姓在国外人口达三万余人，而国内人口只有一万多人；城效乡张埔村李姓1937年调查国内人口不足三百人，而国外人口则达六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