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库提要叙讲疏》经部总叙的翻译
就是这段的翻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
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
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
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
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
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
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
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
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
《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
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
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
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
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
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
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
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过后会追加悬赏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翻译：经禀报圣上裁决，下垂型万世，删定的旨意，如日中天，不能容忍他的赞述。所论述的，解释经书的说法而已。从汉京以后将近两千年，儒家的沿波。他开始专门传授，递禀师承，不仅解释传说，没有人敢不同，就篇章字句，也恪守所听到，他学习务实严谨，及其弊端的限制。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
翻译：王弼、王肃逐渐持不同建议，流风所扇，有人相信或怀疑，过孔、商人、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人，各自谈论，不相统辖。洛闽相继发生，道学大昌，摆脱汉唐，只有研究义理，凡经师旧说，都排斥认为不值得相信，他学习努力分辨是非，及其弊端的机构。
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
翻译：学脉旁分，攀援越来越多，驱除异己，致力于制定一尊，自从宋末用到明初，他学见异不迁，当他败坏了党。
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翻译：主持太过，形势有所偏，口才聪明，激发而横决，从明正德、嘉靖以后，他学习各抒发心得，及其弊端的商店。空谈臆断，考证要疏远，于是学识渊博的儒者引用古代以抵达他矛盾，建国初在家里，他学徵实不欺骗，及其弊端。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底，讲学者以浅陋轻
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翻译：要说它们的归宿，不过就是汉学、宋学双方互有胜负。汉代学都有根底，研究学者认为浅陋轻的，不足以服汉儒的。宋学都有精细，读书是因为空虚浅薄的，也不足以服宋儒的。
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翻译：消融门户的篇见，各取其长，那么自私的心，而你理出，公理出而经书义理明白了。
扩展资料：
古代目录学是以《汉书艺文志》为始，而终于《四库总目提要》，张舜徽先生不但对前者进行了通释，而且以后者为中国文化史的课本，为学生进行讲疏。
读书需要知道本末源流，知道善本，否则会事倍功半。张舜徽根据《四库提要》叙，分门别类对于经史子集四部分别进行解说。通过解说分目分类，了解传统学术的源流发展。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四库提要叙讲疏
《四库提要叙讲疏》经部总叙的翻译如下：
经禀报圣上裁决，下垂型万世，删定的旨意，如日中天，不能容忍他的赞述。所论述的，解释经书的说法而已。从汉京以后将近两千年，儒家的沿波。他开始专门传授，递禀师承，不仅解释传说，没有人敢不同，就篇章字句，也恪守所听到，他学习务实严谨，及其弊端的限制。
王弼、王肃逐渐持不同建议，流风所扇，有人相信或怀疑，过孔、商人、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人，各自谈论，不相统辖。洛闽相继发生，道学大昌，摆脱汉唐，只有研究义理，凡经师旧说，都排斥认为不值得相信，他学习努力分辨是非，及其弊端的机构。
学脉旁分，攀援越来越多，驱除异己，致力于制定一尊，自从宋末用到明初，他学见异不迁，当他败坏了党。
张先生言本书旨在介绍了一些常见的必读历史书籍，替有志研国史的青年们指出一些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
扩展资料：
《四库提要叙讲疏》在课堂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称：“往余为大学文科讲授国学概论，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为教本。对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和研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学问。
《四库提要叙讲疏》作者简介：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长于校勘、版本、目录、声韵、文字之学。出生书香世家，自幼由父亲自授业，后又转益多师，从小到大，走的是自学之路。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从汉代董仲舒开始倡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汉武帝正式确立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开始，”经学"演变正式开始;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进入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经学时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汉代开始一直到清朝初期的二千年之间，经学演变，一共经过了六次重大的转折。分别为两汉时期、魏晋至宋初、宋初至宋末、宋末至明初、明正德至明末、清初。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经由秦朝”焚书坑儒”，儒学力量被严重打击。但是我们无法考证这个期间儒家经典究竟有多少焚毁，而根据整个秦朝的存在时间与焚书需要的宏大规模来看，秦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经典都烧毁。汉代建立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经典，并设立博士，以教习经典。但是，在经典书籍并不能完全求得的情况下， 就产生了”专门授受， 递禀师承”的现象，也就是”口头说经， 尊奉师法、家法”。所谓的”口头说经”，是指大多的经典是经由博士口头相传，而得以流传。在博士教授经典这一方面， 逐渐产生了”师法”与”家法”两种教学形态。”师法”是指尊奉博士(师)的学说、训诂讲解，” 家法”是指尊奉家道传统的解释经典之说。这两种形态都是属于”专门授受，递禀师承”。
汉代距离秦代并不甚远，但是因为秦火的焚烧，使得儒家经典的传承有了一个间断，这个间断使得汉人对最基本的音读、文字意思也产生了分歧，所以，这一时期以博士为代表的儒家开始进行训诂学研究。在训诂学之中，又分别出了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两家，今文经由董仲舒开创，何休等继承，是为其时的官学;而到了西汉末年，随着孔壁及河间献王古文经的发现，刘歆开始大力推广古文经，以贾逵、许慎为代表，并要求立为官学。不论是古文经还是今文经,虽然在所据经典_上有着较大不同，但是其治经方法都属于”章句训诂之学”。到了郑玄(康成)的时代，开始对今、古文经进行融合，郑玄也成为集大成者，被后世称为”通学”。
两汉时期，对于经典的研读，以训诂为主，而训诂学的特点则是”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博士地位的确立，使得他们在经典传授方面具有权威性，因为经典的不完整，也要求弟子完璧传承，不得有所异同。专注于治小学，则钻研较深，笃实严谨，但是于义理之上无所发明，显以鄙薄。(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这一时期归纳的特点是”拘”。”拘”， 在许慎《说文》中的意思是"止也”，止，则无所进步，对义理无所阐发，所以被人以”浅陋”轻之。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郑玄已然确立了其在治经上的地位，而在他身后的数十年中一直被奉为又一个经典。但到了魏晋时期，以王弼、王肃为代表，对郑学发起了攻击。王弼治《易》，王肃则借助于自己的政治力量(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魏晋时期官居高位)，开始推行自己的学说。王肃作伪书两本，即《孔子家语》与《孔丛子》。
通过政治来强行推行自己的学说，算是- -种 手段，但是以伪书来吹捧自己的学说，则属于一-种恶劣的品质。
在二王(王弼、王肃)对郑学提出异议的时候，” 流风所扇，或信或疑”，郑学受到了质疑。到了唐代，以孔颖达、贾公彦、啖助、赵匡为代表;宋初，以孙复、刘敞为代表，各种学说纷纷涌出，形成一-个极大繁荣而无法统一的时期。
孔颖达为唐代大儒，负责《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贾公彦的代表作是《周礼义疏》《仪礼义疏》 。啖助、赵匡师徒治《春秋》，皆有名。这一时期的治经方法由训诂学转入到了义疏之学，即对汉代的注释再进行注释。义疏之学自此发端。
到了北宋，仁宗嘉佑时期，孙复、石介为代表的泰山学，胡瑗为代表的苏湖学，欧阳修、刘敞为代表的江西学，周敦颐的濂学;神宗熙、丰年间，张载的关学，均皆兴起。种种学说，不相统摄，各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显以杂乱，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之总结为”杂”。”杂”在《说文》中意为”五彩相会.”，也就是纷乱、杂乱的意思。
洛学指二程学说，闽学则是朱学。自程朱理学兴起，开始摆脱汉代的训诂学及唐代的义疏学，而独创义理之学。程朱学对于以前的治经学皆采取排斥态度，”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务别是非”，对于与自己理论所不同者，则大加攻讦，务必以自己学说为是。
程朱理学借助于释、道二家学说，来对原始的儒家经典进行注解;所以其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三家思想交融的痕迹。以释、道而家思想来注解儒家，是一种创新，但是专注于义理之学，而不习训诂，对基本的文字、音读尚无深刻体会，则会陷于刚愎自用。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很明显可以看出其在训诂-面的弱势，这便导致其注解之经学，非先圣之经学，而是朱子自我创建之经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提及王柏、吴澄等攻驳经文、动辄删改，皆是”六经注我”法，而失去了对经学注解的严谨态度。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治经特点总结为”悍”。”悍”在《说文》中的意思是”勇也”，过度的勇则必将成为自负，乃至妨碍经学发展。
朱熹死后，程朱学才被确定为正统学说。宋末、元、明初，开始渐渐被统治者所领会，而成为了一-种思想禁锢的工具，其突出表现便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八股取士，则将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了释经的绝对权威。朱学本来便有着排斥异己的传统，到了这个时期，则” 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这个”一尊”便是程朱学。”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刚愎自用，固步自封，这是程朱学在这个时期的特点，也是其后世被批判的原因所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这一时期的特点总结为”党”。"党"在《说文》中被释为”不鲜也”。不鲜，则不向外，不接受除自己之外的观点，固步自封,局限于个我圈子。”党”与”朋”” 友”等同意，都有聚合自守之意。而程朱学正有这一特点。”主持太过”， 指程朱学之弊端。主持太过，则势有所偏。 在南宋之际，即有陆九渊开创心学;到明正德间，王守仁讲”致良知”，因其简明易懂，也因程朱学之繁琐，而在下层民众中具有极高地位。所谓”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者。对程朱学的反感，而间接导致了心学的产生及扩大影响。明正德、嘉靖之后，由于王阳明、王艮等的宣传，而使心学得以发扬光大，甚至被日本吸收，至今成为其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
阳明讲心学，以《传习录》为主要代表。( 《传习录》为其弟子作，王反对著述，学习孔子”述而不作”)王学既要讲”致良知”，则需要一方法来实现其”致良知”的目的，故而多以坐禅为方法。不论朱学还是王学，均受到释教较多影响。而到了王学末派，则”以狂禅解经”，为世人侧目。王学发展至明末清初，而逐渐被打压，诸地的王学都慢慢消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称王学”肆”，”肆”在《说文》中意为”极陈也”，即是放肆之意。王学心学，在正统看来，确是放肆。
”空谈臆断，考证必疏”，这是对宋学的批评。宋学习讲义理之学，而忽略了训诂学这一-基础， 故而后面评价说”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到了清初之时，开始对宋学进行反思，所谓”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清初之时，由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毛奇龄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产生，沿袭汉学精神，而不治训诂，不求义理，专以考据、辨伪。盖自汉以来，由于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过多，而后世所出的诸多书籍无法判断其真伪，在”文字狱”的无形压制之下，便选择了考据学的研究方向。
清代考据学家倾向于汉学，也同时沿袭了汉学家治经的一.些特点，即上面所说的”笃实谨严”。郑康成注、王弼注等均有繁琐的特点，有时- -句注释至上万字;而到清初考据亦是繁琐，即”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弊也”琐”。”琐”意为”玉声也”，今日观来是”繁琐、琐屑”之意。正与汉学相合。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从汉代开始直到清初的六个阶段，其治经方法经历了以下五个时代:口头说经，尊奉师法、家法- +章句训诂之学→义疏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
而实际上，汉、唐、清均属于汉学的范畴，而宋明则属于宋学范畴。二千年的经学史，可以粗略划分为汉、宋二学，二千年间，也不过是二学相互攻讦、互有胜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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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是中国古代学问的总源头，也是读书人和社会君子的共同准则。大概地说，经书是古代书籍的基础，也是古代学问的基础。所有的书籍，不能越过经书的范围，而各种学问，也不能不以经书为准则。经书和各种书籍的关系，就如同太阳和月亮的关系一样，是学问的纲领和集大成。
经书从西汉时期开始，到东汉时期已经完备了。其中最著名的有五部书，就是《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和《春秋》。这些书在汉朝的时候被称为“五经”，到了唐朝的时候，经过朝廷的删减，只剩下《诗经》、《书经》、《易经》和《礼记》四部，称为“四书”。到了宋朝的时候，又加上《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本书，也被称为“四书”。
四书的地位在经书中最为重要，其中《大学》和《中庸》两本书，是《礼记》中的文章，被单独抽出来，和《论语》和《孟子》合并为四书。《礼记》中的其他文章，虽然也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因为篇幅过长，不便阅读，所以没有被选入四书之中。
经书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学问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经书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超越了古代的时空限制，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