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年—1949年），初名良弼，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
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华民国国旗歌的作词者，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在训政时期任第一任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五院院长（就任时年仅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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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
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戴季陶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值得一提的是，“甘地”的名字是戴季陶翻译的，“甘地”的名原称摩诃塔摩，戴季陶把他介绍给国人时，取其名而译为“甘地”，以显示他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之宏愿，译得精当，译名沿用至今。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2月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
个人影响：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的论著还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戴季陶（1891～1949）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官员。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同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1927年，协助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出生年代：
名人职称：
名人国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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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官员。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同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1927年，协助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