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中，国家结构的联邦制服从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维系苏联得以稳固运行的根本。苏联共产党规定，下级机关“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于是党的权力逐步向上一级机关集中，全党的领导权最终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但是，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中央自愿打破了党内的高层权力结构，要求共产党不再管理国家机关，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失去了管理党和国家的权力。在苏共中央丧失领导权后，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却不再有绝对服从苏共中央的义务，这就注定了苏联解体这样一个结局。
一、苏联共产党高层权力结构的形成
1917年7月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权力机关比较简单。按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是最高机关。代表大会选举（任命）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的总委员会（存在于1905年以前）。中央委员会在两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行使代表大会的权力，是事实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具有“思想上领导党”的职能，党的总委员会有监察机关的职能。
191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党的高层权力结构逐步发生变化，书记处和政治局相继出现。据载，中央书记处于1917年8月开始出现，它由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5人负责，称之为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1917年10月，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起义问题，成立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等7人组成的政治局。政治局成立后即拥有重大权力，书记处则仍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列宁逝世前，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都由政治局做出，书记处经常任免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大大增强。1919年12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把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名字写进党章，规定了各自的职能。当时，列宁拥有很高威望，又兼任政治局委员和政府首脑，在其领导下，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拥有领导全党的实权，书记处的权力开始逐步扩大，但书记处和总书记仍然要接受政治局的领导。
直至斯大林逝世，苏共基本上完整地延续了这种高层权力结构。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出任苏共领导人期间，苏共的高层权力结构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书记处的职权略有下降，政治局（主席团）的职权略有提升。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戈尔巴乔夫全面进行政治改革之前。
二、苏联共产党高层权力结构的一般特征
按苏共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中央委员会是党的领导机关。在两次中央全会召开期间，政治局是领导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机关。书记处“领导日常工作，主要是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和选拔干部”。因此，从理论上讲，苏共的高层权力结构应该是：代表大会掌握着党的最高领导权，中央委员会接受代表大会的领导，政治局和书记处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在实践中，苏共的这些权力机关恰恰呈现出相反的领导次序。在苏共历史上，由于长期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使得代表大会甚至无法从形式上领导全党。后来，代表大会每隔4~5年召开一次，但代表大会的会期、议程、决议、中央委员人选等都由中央委员会确定，实际上是由政治局和书记处酝酿决定。因此，代表大会的召开，经常是例行公事地通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定而已。由于中央委员会也不是常设机关，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党的重大事务都由政治局处理。而且，政治局也不进行日常办公，因此书记处就经常代行政治局的许多职权。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间，如果多数政治局委员否决书记处的决定，书记处只能服从政治局。所以，事实上，苏共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手中。
苏共的这种高层权力结构是由其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决定的。在实践中，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各级机关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下级机关“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这样，苏共党内的权力就逐步向上一级机关集中。因此，在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拥有领导全党的实际权力。斯大林曾明确说出这一事实。他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是“党的最高机关”。
显然，苏共的权力结构是中央集权式的。不过，这也是一种管理党的正常手段。这种体制能凝聚全党力量，能高效地进行经济建设动员和备战动员。在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征程上，建立有限的中央集权，确立规范的政治秩序，较之西方民主政治更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三、固守苏共高层权力结构是维系苏联稳固运行的根本
在实行一党制的情况下，宪法规定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就是给予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全国的法定权力。国家的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必须接受相应的苏共组织的领导，最终是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
在法律上，苏联宪法赋予共产党领导全国的权力。苏联宪法规定：“第六条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联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认可苏共具有高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的地位和权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党“管理国家”、“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虽然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它也必须接受苏共中央的领导。
在实践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不但能够领导全党，而且能够通过各级苏维埃和政府领导全联盟。最高苏维埃名义上拥有立法权、监督权和干部任免权，但苏维埃在履行这些职权时必须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最高苏维埃审议的法律、法规，一般都是党内已经讨论成熟的决定。最高苏维埃审议法案的行为，其实是将党的决定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正如斯大林所说，共产党的口号“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党“并不是直接实现这种专政，而是借助于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至于最高苏维埃任免政府领导及公职人员的行为，实际上也是执行党的决定，因为干部人选一般都是由共产党中央酝酿产生的。中央政府是最高苏维埃政府的一部分，当然也要接受苏共中央的领导。苏共中央可以通过撤换政府干部、确认或否决政府机关的决定，高效地实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领导。
在客观效果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掌握着全党、全国的领导权，恰好是维持苏联稳固的关键。由于苏联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故从理论上讲苏联本身是非常松散的联盟。而且，由于加盟共和国之间既有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又有激烈的地区冲突，使联盟存在着可能解体的危机。而苏联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存在，恰好能够化解这种危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和政府都必须服从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则又必须“绝对服从”苏共中央。于是，加盟共和国虽然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同时又必须履行“绝对服从”苏共中央的义务。在苏共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加盟共和国不能随意行使其退出苏联的权利，使松散的联盟得以成为稳固的国家。
四、全面变革苏共高层权力结构的后果是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用人道主义替代科学社会主义，要求变革“30~40年代形成的延续至今的斯大林体制”，锋芒直指苏共的高层权力结构。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开幕式上严厉批判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1990年2月，苏联开始全面拿苏共高层权力结构开刀。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公开要求“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苏联由此开始革除共产党“旧有的灵魂——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戈尔巴乔夫倡导：党的革新要求进行包罗万象的民主化；允许党员成立不受党委领导的俱乐部；认为下级党组织的决议只要“不超出党纲和党章的范围”，上级党组织无权改变。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总统制，取消共产党法定的领导权。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次大会对宪法作了修改。宪法序文删除了“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一句。第6条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被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且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等于废除了共产党的法定领导权，苏共将与其他政治团体在同等条件下行事。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苏联改行总统制。苏联的权力核心从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转移到总统委员会。
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发布的《纲领性声明》，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放弃了苏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地位。该声明规定：“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有权做出干部任免决定，党内的干部任免权由上级机关下放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苏共第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不再要求下级机关“绝对服从”上级机关决议，反而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如果不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议，“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权不执行这一决议”。至此，苏共的高层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消失殆尽。
在苏共高层权力结构被打破后，维系苏联稳定存在的命脉被剪断。过去，加盟共和国虽然也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却受“绝对服从”苏共中央的义务的限制。而在苏共中央失去领导权后，加盟共和国依然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却不再有服从中央的义务了。既然没有了约束，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联盟就成为必然，这也注定了苏联解体的命运。在“8·19”事件中，几位“老近卫军式”的人物发起了拯救党和国家的“宫廷政变”，但他们孤立无助。失去中央领导权的苏共中央无力号召党员和群众，孱弱的反抗加速了党和国家的死亡。
参考资料：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