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国是世界经济的核心，所以美国衰了，也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工业不太发达，影响比较小，所以说是挑战。因为中国正处于发展阶段，需要种种机遇，所以说是机遇。 金融危机下，美元正在贬值，我们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成本提高了，所以我们的价钱要高于他本国或别的国家的商品，价格竞争相对失去优势，出口会下降。
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提高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和品质的情况下才能有竞争力。所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这只是出口方面的，还有别的东西也一样。
金融危机除了影响我们的工业生产。还影响我们的金融业。因为我们国家的银行和美国国家的银行合作，加上一些贸易货币兑换，购买了美国国债或债卷或金融产品等。美国贬值的情况下，我们持有的美元和来自的美国债卷或基金等金融产品价值都下降，美国大量印钱应该相应地给持人美元的人相对比例的美元才合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手中的美元相对不值原来钱了。
搜狐财经12月13日讯 “2008中国银行家论坛”于2008年12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举办。搜狐财经作为网络战略合作伙伴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文字报道：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各位银行家，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出席《银行家》杂志社2008年论坛，可谓高朋满座。这个杂志已经创办七年了，我有幸成为它的忠实读者，也是作者，只是写得太少了。在今天这样一个背景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日益演变成国际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受到极大冲击的严峻形势下，《银行家》杂志社积极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讲，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所以，我想《银行家》杂志社办的这个论坛，正是这样一种集思广益，大家献计献策。让我们来共同战胜这场金融危机，共同捕捉和把握机遇，赢得我们更大的发展。我认为杂志社做了一件很好的利国利民的事。我也预祝本届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刚才听了兆星同志的演讲，我也很受启发。他从金融发展和产业发展、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政府调控与市场经济这样几个方面阐述了他的一些看法和认识。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包括如何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正确处理好这样一些关系。我建议各位有时间的话，认真地阅读《人民日报》12月11日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的通稿，通稿比12月10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的口播稿的内容多的多。口播稿大概只有两三千字，而《人民日报》的新华社通稿恐怕有六千字，希望各位认真研读。我看到国际媒体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仅仅是公布出来的六千字的内容，也认为是比世界许多国家目前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都要完整、准确、切合国情，他们认为是一部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希望各位有时间一定找来看一看。那里面就是中央最新的精神，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最基本的判断、最完整的判断，也是指导我们明年工作的一个总的部署。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如果各位仔细一点的话，能发现我的一个措词，我把机遇摆在挑战前面了。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可能在给我的时间里，很难充分地阐述。我只能择其要点，拣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谈一谈我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国际经济的发展演变和趋势，结合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着重从机遇与挑战，来阐发我的一些看法。
当前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或者说世界经济面临急剧下滑的风险，或者说实体经济已经或者将面临更严重的冲击，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如此之严重？为什么说它是百年不遇，确切地说是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以来世界范围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它是有深刻背景的。刚才松奇同志在开幕式的简短致辞里，已经把国际经济目前的状况扼要地做了勾画。今年世界经济由于还有像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世界经济还不至于跌得更大，它还有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按照IMF11月6日的预计是增长3.7%，尽管一年来它是不断下调，可能现在3.7%也保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它在判断增长3.7%的时候，还估计了美国有1.4%的增长，估计日本有0.5%的增长，估计欧元区的增长是1.2%。而现在比11月6号的情况更加严重，美国已经宣布从去年12月起陷入衰退，日本估计它只能增长0.1%，欧洲那些国家也只能增长百分之零点几，包括德国增长0.3%－0.4%，美国今年的增长恐怕到不了1.4%，可能在1%以下。因此，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IMF的预计可能是高估了。而中国的增长一定在9%以上，中国今年对世界GDP的贡献率恐怕要达到4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去年，我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对2007年新增的GDP那一部分，我们达到了25%，今年将达45%，明年恐怕要占到近70%。因为发达国家明年要全部进入衰退，都是负增长。负增长对世界经济GDP没有正的贡献，就全靠这些新兴经济国家，而中国明年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不管现在有一些国外对中国过于悲观的经济学家他怎么预测，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明年，全部发达国家进入负增长，IMF对明年世界GDP的增长率恐怕也是高估的，说它有2.2%，也是11月6号说的。世界银行说只能增长1%，联合国也说只能增长1%。在这1%里面中国的贡献率恐怕就是接近70%。我们今年的GDP将会大幅度的增长。去年中国在世界各国GDP总额的排序，和德国差不多，排在世界的第四位，它是3.29万亿美元，中国是3.28万亿美元，差一点。美国第一，13.81万亿美元，日本是4.38万亿美元。德国3.29万亿美元，中国是3.28万亿美元。而2008年，中国的GDP要超过4万亿美元。在这里有两个因素，因为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急剧下滑，它们只有零点几的增长，不到1%，中国有9%以上的增长，这是可以预期的。我们1—3季度增长了9.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继续保持升值态势，今年只剩下17－18天了，人民币汇率到昨天收市的时候是6.845元人民币：1美元，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升值了13%，这样一个变化使得中国的GDP按美元折算大幅度提高，超过4万亿美元。可以测算，今年中国的人均GDP可能达到3000美元了，去年是将近25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曾经在新世纪初规划，到2020年的增长目标是4万亿美元、人均3000美元，我们今年（2008年）实现了。明年（2009年）我们的发展步伐仍然是稳健的。所以，我想给各位通报的一点信息是什么呢？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
79年前发生的那一场经济大萧条给世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那个大萧条的前期，也就是在一次大战之后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衰退，然后从1921年以后，世界经济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增长，到1929年10月24日爆发危机，美国华尔街股市大崩盘。1922年到1929年，美国的股市也像前两年美国的股市一样，这次道指涨到一万四千点，现在跌到八千多点。那时候，经济规模小得多了，股指从60－70点涨到360－370点，不到八九年的时间，每年平均增长18%以上，股市泡沫，整个社会弥漫着享乐。当然那十年里，经济也是增长的，在那段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也有一些技术创新。但是财富大量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5%的人占据了社会财富的30%，存在着大量的工人失业。在那个20年代，美国的经济、世界的经济，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都有相当大的发展，人们的脑子比较热。192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是一个迷信自由市场经济的总统，在29年爆发大危机之后，他采取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任凭市场自身的调节，他认为这些市场缺陷用不着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加以调节，甚至他的一些调节措施还是反向的。29年到33年，大危机愈演愈烈，到1932年的下半年，美国的股指、道·琼斯指数，从最高峰的时候下跌了89%，平均跌了85%，它的失业率达到了25%，四分之一。熟悉经济学的同志可能都知道，失业率，按照西方教科书经典的说法，12%是极限，通常他们希望在6%以下，最好是在4%以下，那时候居然它达到了25%。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几千万人失业。GDP下降了25%，GNP下降了30%，国际贸易萎缩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三分之一，萎缩了65%。几千万人失业，几千家银行倒闭，几十万家企业破产，这就是让人们一提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萧条。
大萧条之后，经济危机必然产生政治危机。胡佛还想竞选连任，怎么可能呢？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了，他是民主党人，胡佛是共和党人。应该说，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家罗斯福和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把大萧条作为实践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很好的实验场。1933年3月，罗斯福上台，他搞了两个“百日新政”，两个100天。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我简单地说一下。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了，这是一部很有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就是由大萧条引发的，它里面很多的措施、主张都被战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不断地实践、运用，也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也就是把经济周期的波动如何加以“熨平”的那些政策。实际上治理大箫条没有那么容易，直到1941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危机甚至还可以说到英国首相的换人、德国希特勒的上台等等。通常认为的大萧条，或者指29年－33年最严重的那个期间，真正所谓治愈要到1941年，美国的道指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平，是在1954年。
所谓大萧条之后，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开了一个会，当时有44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参加，共同研究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三大世界经济组织，就是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当时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前两家，是管金融的，后一家是管国际贸易的。从此，确定了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基本游戏规则。当时实行的是，美元和黄金挂钩，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被称为“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处理“大萧条”及至战后到70年代前期，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几十年里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干预经济的能力较强，美国爬上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战后至50年代，美国GDP几乎占世界的一半，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保持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但是，这个汇率体系到了60年代后期的时候，美国就感到受不了了，到1970年、71年的时候，因为它没有那么多黄金来兑现。而且随着它打了几场战争，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财政赤字急剧增加，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爆发了两次美元危机。到了70年代初，整个国家黄金储备只有110-120亿美元，无法承受其他国家的汇兑。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在1971年8月黄金储备只剩102亿美元的时候，宣布废除美元兑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这个体系一解体，也就意味着美国可以不受制约地发行美元货币了。原来美国发行货币要受“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制约，那意味着没有黄金就发行不了货币。没有这个约束，美元成了可以自由印制的钞票了。美国利用钞票发行权，不断滥发货币，导致美元不断贬值。所以美元的泛滥从那时候就开始了。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实体经济只增长了50%，而它的货币发行增长了三倍，也就是说比实体经济多了六倍。
战后的美国，1948年还有一本著名的著作，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诞生了。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被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应该说是凯恩斯的忠实继承者，同时也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战后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一直统治着西方，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理论，或者叫占上风。但是这个经济理论，刚才王兆星同志也涉及了，到了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它就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经济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随着政府监管的削弱、创新能力的增强，监管和创新的关系一定是这样的，监管多了，创新可能就少了；监管弱了，经济的活跃程度就增加了、创新可能也增加了。
在70年代中后期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逐步地走到前台，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包括一位很著名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这样一些理论逐渐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理论。包括到危机爆发前的格林斯潘，他就是一个坚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维护者、捍卫者，强调政府或者监管部门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本身、监管金融自身的运作。所以，如果说要找源头的话，刚才兆星同志发言的时候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没处理好，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一点不错，它不是全部原因，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找原因的话，我认为第一位的原因，是理论上先出了问题，理论上走得过于偏了。从后凯恩斯主义转变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占了上风以后，社会所崇尚、所遵循的，包括政府所遵循的，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家都知道，格林斯潘从1987年8月做美联储主席，历经四任美国总统，换成伯南克（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有一本著名的专著《大萧条》）的时候，已是2006年初。在格林斯潘任内的18年半时间里，他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以应当讲，今年9月15日之后，金融危机进入第二波，美国的一些报纸、杂志、评论家开始攻击，或者说把格林斯潘从天上摔到地下，那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当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他要承担他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这18年半，与他的货币政策、与他的监管当然是有关联的。
第二个原因，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脱节。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从来是超前消费、借钱消费、过度消费，它到目前为止所谓国民储蓄率是负的，小布什上台的时候还有8%。它没有钱的时候就到世界各国去借，这种生产和消费方式、储蓄和消费完全背离，这是造成它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信用卡，80年代在美国，信用卡消费是非常严格管制的，我们中国留学生那时候刚刚迈出国门，到西方、到美国去留学，想申请一个信用卡是难上加难。你们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为你们学生比较贫困，担心你们有没有偿还能力，有没有这种信用。四五年书读下来，一个信用卡办不下来，这从侧面反映金融监管还是比较强的。到了90年代初，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再去办信用卡的时候，不是说办不下来，一张信用卡至少办一两年。90年代初我在香港工作，我办一张信用卡，那时候我是公务员，我在那儿工作，也得要花两个月，那是要审查你的信用。到了新世纪2000年、2001年以后，在美国办信用卡就没有那么麻烦了，中国学生一住进学校，马上大小银行的业务员、推销者都跑到你的宿舍，主动地上门服务。去了以后，不到一个礼拜给你办成了，鼓励你消费。到了危机爆发前的06年、07年，07年2月份金融危机已经露出马脚了，07年7、8月份掀起了第一波，在危机爆发之前，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大机场，中国的旅行团一下飞机，这些银行的业务员、推销者们就围上去了，为我们的旅行团办信用卡。旅行团呆一二十天，回国了，你对他的信用就调查了、就了解了吗？如此之泛滥。所以美国的信用卡危机，我不希望它爆发，但是否能避免？这里，是为了说明它的过度消费，我举了一个例子而已。当然，我们中国的信用卡在这些年也有比较大的发展，最近我们也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银行界的朋友们比我了解得更清楚。
第三个原因，恐怕就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问题了。兆星同志说了不少，我就不细说了。那些次贷，被那些所谓的信用评级机构给它评级，那些信用评级机构，是让你花了钱才给评级的，你要评多少他就可能给你评多少级，3A级，最高级。我看这些信用评级机构是为虎作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今年5月26日表示，已开始调查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要求它们提供评级方法，解释结构金融产品评级纠错的方法和程序，及其采取的纠错措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监管当局把他们找去。现在是“救火”，还顾不上惩治这些机构里的违法违规者。该怎么处罚是后话。包括那些投行、基金公司，现在五大投行要么破产倒闭，要么被政府接管，要么改换门脸，过去都是“驰骋”华尔街的。华尔街就500米长，几十万人在那儿折腾。所以，我讲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搞过度了、过头了，里面掺着一些金融高管的私利。没有个人捞取的好处，他会去吹那样大的泡沫？成千上万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金融衍生产品，一层套一层，各种各样的包装，然后让那些不知情的各国投资者去买。所谓次贷，是住房次级抵押贷款，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抵押，也不要什么首付，甚至就一个电话，都不用签合同，你就买到房子了，你自己住，还可以再倒卖，买房子一旦还不了贷款，泡沫势必就要破裂。这些人甚至还有一套理论，叫民主资本主义，包括一些政府的高官也在鼓吹“居者有其屋”。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买了房子，最后偿还不了贷款，难道这些金融家、银行家心里没有数？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10月23日的听证会上，有限度地承认自己有一些缺失，他说他相信那些银行家们有自律的意识。在座的各位银行家，如果监管当局监管不到位的时候，要有自律意识啊。他还说危机的发生证明他某些经济观念有误，这一点让他“震惊”。他坦言对危机未来有这样大的程度缺乏估计等等，我觉得这未免有点浮皮潦草了。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不力是事实。全世界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是多少呢？据不完全统计是550万亿美元，美国就上百万亿美元，美国GDP才13.81万亿美元，相比一下是什么概念？
第四个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虚拟经济那么大的规模，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只占GDP的18%，这些年一直是在萎缩的。汽车三大巨头出问题，到现在也谈不下来救治方案。昨天14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又被参议院给否决了，布什政府还在想其他的办法来救助，所以美国股市昨天略微收了一点红盘，增长了百分之零点几。前天美国股市大跌。应当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过度膨胀，泡沫不能吹得过大。当然我们和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是虚拟经济或者说金融创新、金融改革才刚刚起步。我们是一个金融发展不足的问题，我们不是过度的问题，我们是应当如何在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培养金融人才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事业。就是在今天的论坛上，我们所讲的业务拓展与风险控制是重点。我们的证券，包括债券，我们各大商业银行的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发展、以及农村金融的发展，我们很多的金融业务，都还没有充分展开。所以，我们的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能完全反映实体经济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吸取它的经验教训，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加强金融创新、发展金融事业，这是毫无疑义的。金融危机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念，改革开放仍然是我们战胜金融危机的巨大动力。我们和美国的国情、和它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不要因噎废食，简单加以类比。
第五个原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旧的国际金融秩序在里面起了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旧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从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产生的。美元现在在全球的外汇储备里面仍然占64%，虽然这些年在下降。随着欧元1999年的问世，它的增长幅度很快，现在欧元已经占到26.5%。欧元占比上升，从过去的只占17%、18%，上升的幅度很快；日元占比下降，日元只占4%到5%；英镑占4%左右。所以美元占64%，仍然很高。怎么才能保持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恐怕在国际金融组织里面，应当更多的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地方、说话的份量，增加表达意志、发挥作用的程度。改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运行模式，这已经提到议事日程。20国11月15日在华盛顿的峰会，这些问题已经多多少少地被列入了。欧盟是积极的，美国是不积极的。今天我也没有时间仔细地讲这个了。
应当讲，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的信心源于哪儿呢？为什么我演讲的标题要说“机遇与挑战”呢？实际上，机遇与挑战并存，处理得好，一定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也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什么这样讲？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再过几天12月18日中央要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隆重大会，这30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从中走过来的。我们现在有30年改革开放奠定的强大物质基础，还有着广阔的市场增长空间。刚才我说了我们的GDP增速，我们在这30年里有几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数字。我们有连续超过两位数增长的两个五年，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曾经在六七十年代，有过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这样一些地方，有一次连续五年超过两位数的增长。我们是两次，1992年到1996年，2003年到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两位数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到去年是29年，年平均增长9.82%，今年是30年。达到30年高增长的，过去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韩国。我想，中国在未来仍会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是会有希望超过它的。韩国30年、日本只有20年持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而我们29年平均年增长9.82%的又是最高的，它们是百分之八点几，接近9％。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及时结束文革动乱，拨乱反正，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及时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正是在这个时候，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兴起。由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经济创新活力增强，到80年代中后期IT技术的突破、国际互联网90年代中期以后的广泛应用，再加上90年代世界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增多，所以推动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头。这里，我简单地讲一讲第一轮和第二轮的经济全球化。中国这些机遇都丧失了，也根本就不可能去把握。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应当说始于1760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到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也就是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那个时候。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已经写了很多经济全球化的情况。英国那时完成了工业化，而中国虽然在1820年到1830年的时候，GDP还是全球第一位，1820年占到全球的32%，1830年占到29%，但大而不强，在“康乾盛世”的落日余辉中沾沾自喜、闭关自守，根本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先进的工业，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且政治腐败。所以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之后，这个看上去的“庞然大物”倒下了。第二轮的经济全球化，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期间，也就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重要著作的那个时期。经济全球化在那个时期进一步扩展。如果把这个时间稍微往前再说一点，一般地讲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1870年以后，在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搞了一点洋务运动，还是以失败告终的。1894年的甲午战争，1895年的《马关条约》，1898年的变法失败，1900年的《辛丑条约》。1840年以后一部惨痛的中国近现代史，正如毛主席说的，落后就要挨打。由于外强的不断入侵，更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在那个时代要想抓住所谓全球化机遇是不可能的。
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也中断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带领全中国人民进行追赶世界、发展工业化、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
参考资料：http://business.sohu.com/20081213/n2611882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