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出土的凤凰山10号墓中出土的汉简，断代为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四年的简牍，其中包含了墓主人作为征税经手人保留下的系列账簿，其中的4号、5号木牍记录了墓主人所在的西乡所辖市阳、当利、郑里等三个里的“算簿”：
这里的“算”，可谓让学术界伤透了脑筋，仅仅5个月的时间，就收了227钱，这个数字与“每人每算120钱”，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
更恐怖的是，上述三个里的收“算钱”的次数，完全没有时间规律可循，一点都不像卫宏、如淳等人描述的那样整齐划一。
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出现了全年“算赋”120钱、400钱、227钱的诸多派别观点，可谓莫衷一是。
量和度，都说明了预算支出的概念，以赋于民，则代表着此时的汉朝公共财政采取的是“量出为入”的财政理念。
那么，上述三里的“算钱”交付“吏奉”8次，也就可以解释了，这种方式在《居延汉简》中也有体现，当然，这也与西汉制度成熟后，算赋的基本用途相合，见《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
赋敛即算赋、口赋（汉武帝之后），一年收入40亿，其中一半用于吏俸。
除此之外，上述三里的“算钱”的用途包括“口钱”，且为每“算”所出，说明与向“小男、女”征收的口赋并非同一税种。
因为该墓中出土的《郑里廪簿》还记录了“郑里”（名为郑的里）内百姓户口、田亩与贷粮的情况，其基本格式为。
基本格式很清晰，就是“凡十算遣一男一女”，对照《郑里廪簿》可知，“一算”即等于“一能田”，顾名思义也就是能够种地的人，或即为汉律中所说的“使大男”、“大女”。
也就是说，“算”实际上是一个赋、徭的身份概念，而不是等于120钱，更不可能包含不够服役的“使小男”、“使小女”，而他们才是缴纳口赋的角色。
那么，口钱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并应于“算赋”相关，那么，符合条件的，要么是“户赋”，要么就是“头会箕敛”，两者都曾出现在文献之中，而前者我们已经根据简牍律令考证过额度和缴纳方式，完全不同。
则只剩下“头会箕敛”了，其记载有二。
一个东西，两个去处，不正是上面“算钱”的写照吗？
细分一下，传送、转费、缮兵，前两个都属于“徭使”的内容，后一个则是“治库兵车马”的内容，但是归结起来，全部都是“军费”。
而在《汉仪注》的记录中，“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这段记载是可以拆解的。
口赋钱中的20钱“以食天子”，武帝另加3钱补车骑马，也就意味着汉武帝之前已有口赋钱，但在凤凰山汉墓断限的汉景帝三年，明显三里没有对“使小男”、“使小女”征赋，那么，是不是口赋钱的名字早已存在，但实际所指与《汉仪注》的时代并不相同呢？
此处口赋当然不可能是“民七岁到十四岁”出的，秦朝还没这么细分税源人口，再结合上文中《淮南子》的说法，“输于少府”，就是进入天子私库，正好与“以食天子”相合，可见，口钱才是渊远流长，自秦至汉，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被敲定了征收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