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使他声名远播，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金庸热”，然而他却不满足与此。从高调入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到招收博士研究生,从纷纷扰扰的辞职事件到去英国读博士，从平静攻读到如今回应作家步非烟，金庸一次次受到高度关注，一次次成为新闻人物，一次次遭受非议。“横看成岭侧成峰”，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峰”的一面，已被无数人认识了解，笔者曾在浙大人文学院学习近三年，对金庸及金庸现象有所思考，试图换个角度来看一看金庸。
当实质博导是个错误选择
1999年初，笔者报考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5月初复试时金庸已经上任，成为了人文学院的院长。请名人当院长，提高学校和学科的知名度，大家都能理解，也是现在许多学校已经或正在做的，而存在争议的是金庸是否应该当博导，而且是实质意义上的博导。
时间还要上溯到2000年，我们从校园网上发现，金庸作为博士生导师出现在招生目录当中，而且方向还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方向。周围的老师和同学纷纷议论，不是开玩笑吧，喜欢历史与研究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再看参考书目中明确的有《马可波罗游记》和《袁崇焕评传》，他到底要考什么没有人知道。与此同时，金庸在不同场合都表示，招博士要求很高，需要懂两门外语，最好要懂拉丁文。当初，我们同学议论时的一致意见就是金庸也许只有博导的名头，而并不会真正招弟子，可能也不会有人把这当成真事。
事实上，没有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也没有像许多报道中说的那样，“从2001年开始，金庸连续两年未招博士生”，而是招了没有录取。尽管金庸先生开出的条件有些吓人，还是有不少人到浙大咨询相关事宜，笔者在徐州师大的一位老师就勇敢地报考了，因为她恰好懂英语和意大利两门外语，在北大读研究生时还选修过拉丁文，出版过专著，也有若干的论文发表。在浙大，经过笔试后，在面试时也见了金庸一面，听说考得还可以，最后也不了了之。这些更加坚定了我们的猜测。
真没想到，我毕业后，金庸并不是仅仅把博士生导师当作一种荣誉，他还真招了博士！“金庸当实质博导是个错误！”浙大的许多老师同学这样认为。说金庸不应该当实质的博导，是因为金庸对内地大学培养博士的体制很不了解，对内地学生的情况也缺乏了解，如浙江大学规定文科博士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方能毕业，什么是核心期刊，对于文科来说（按浙大规定）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史》、《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一类的刊物，许多博导一年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1、2篇就算很不错的了，何况是普通学生。再看金庸的个人经历，他自己都没有这样的论文发表，就更谈不上什么指导，仅这一点，他也应该明智地选择不当实质性的博导。
正如有关媒体所说的“金庸虽然是导师，但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笔者在这里多提一句，报考金庸的博士，在浙大没有出现其他学科那样“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报考的基本上都是浙大以外的人，这也说明，大家都心知肚明，金庸对于浙大，广告效应要远远大于实际效果。
解不开的历史情结
就像当初乔丹离开自己擅长的篮球而改打棒球一样不被理解，金庸为什么对历史情有独钟、孜孜以求，引来国内学者众多学者的非议。
其实，这是一个大众期待与自身修养相冲突的问题，大家希望金庸是一个武侠小说家，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是他自己不愿意的事实，他多次谈到，写小说基本都是为了报纸的发行量计，他说自己崇拜苏轼，欣赏沈从文，可以说他的行为有商业行为，但内心深处还是属于中华几千年积淀下的文人观念，文人情结始终放不下、解不开，他自身希望成为一名学者。
这种情结始终在他脑海里盘旋，于是在写武侠小说之余，就有了副产品的出现，《袁崇焕评传》就是其代表作。在这部不到10万字可以说是金庸用较为翔实的历史资料，以小说家的生动笔调，把三百五十年前对敌英勇作战、遇事敢作敢为、一身系国家安危、功高而被冤杀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重现于读者面前。袁崇焕的事迹，除正史之外，还广稽野史志乘，材料丰富，信实有征。该文有不少创见，如论袁崇焕死于与崇祯性格冲突，较令人信服。读这部书时，我想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两部作品有诸多共同点：写作都是关于明代的人和事，都是基于原始资料的阐发，其间都夹杂着个人合理的推断，都很好看等等，尽管从写作年代不同，黄的作品要晚于金。
唐朝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中认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和“史识”三长，而尤以史识为最重要。凭着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可以看出在史识方面的确有独到和过人之处，他所欠缺是的增长史才和认真研究史学的时间，从他多次讲座和《袁崇焕评传》中出现的若干史实性的错误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心而论，金庸如果没有武侠小说家的名头，没有声名所累，当一个知名学者是绰绰有余，甚至有望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
今年1月22日，《文汇报》乘着金庸回家过年的机会，采访了他在剑桥读书的情况，名为《金庸剑桥“论剑”》（文章附后），看来金庸铁了心要圆梦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庸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能力对金庸作出什么全面的评价，但我曾经是浙大人文学院的学子，也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化走向的“杞人”，我还想多说几句。
近来，我又回顾了当初媒体上报道金庸辞职的事，其中有关金庸与浙大历史系之间恩怨的描述有点过，但也并非空穴来风。笔者认为，两者见解的不同，不是某几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学术道路、学术思想之间的迥异。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体是由原杭州大学文、史、哲等学科组成，其中历史系以宋史研究而著名，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是陈乐素的得意弟子，而陈乐素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长于考据的陈垣先生的儿子，重考据就不用说了，同时徐规先生又是著名才子人称“梁启超第二”的张荫麟先生的学生，张荫麟先生的文采和学术成果受到过梁启超的赞誉，所以，徐规先生一生追求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当初，《外滩画报》采访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就是徐先生的弟子，现在杭州乃至全国许多地方从事宋史研究的学者教授都是徐先生的弟子，他们大多数人都秉承了徐先生的治学风格。
再看金庸，他花在学术上的时间确实不多，金庸自己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承认这一点。金庸的学术著作少，而且确实不符合目前国内的学术规范，作为一种新思维，的确给国内学术界吹来了新风，但作用也只能到此为止。我也注意到对金庸作出高度评价的人文学院副院长徐岱，他无论上课办公都是在浙大玉泉校区，而不是在文科集中的西溪校区，据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先生的弟子透露，他是王先生的高足，在杭大期间和王先生发生了矛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做学问的思路不同引起的。笔者读徐岱的文章，文情并貌，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形容就是有侠风，的确与王先生的缜密严谨是两种不同道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笔者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综观古今，学术界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就有百家争鸣、今古文学派的争论，近代又有中西学之争，现在还有雅俗文化之争。我坚信，真理越辩越明，也希望金庸能如愿以尝，完成学业，继续向中国学术界吹来更多的新风。
参考资料：www.boker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