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周恩来总理的一段外交轶事，虽然和“误国”无关，但确实符合题目描述中所说的“因为翻译的问题而产生不小影响的外交事件”。
1971年，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
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先后会谈了 17 个小时。在谈话间，基辛格问曾在法国留学的周总理：“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周总理答道：“下结论为时过早。”
对话内容传回欧美，各界一片哗然。毕竟法国大革命发生在 1789 年，离基辛格访华有近 200 年。中国总理居然说 200 年前的事情下结论为时过早，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是何等宏大的史观！
英国《金融时报》如此介绍道：“（中国）前总理的这句答复，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人们常常引用来作为中国圣贤目光长远的证据，以此来反衬猴急的西方人。”
美国的普通老百姓，更是被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震惊了，心想不愧是四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几百年都不当一回事儿，美国历史这才两百年，地球诞生至今也才两千年而已啊（注意并不是）。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白杰明说：“周的名言契合了西方人普遍的‘东方印象’，做事从长计议，为人深思远虑。”
此事在国内，鲜少有人提及，我只看到过两篇相关文章。但在欧美，这句“下结论为时过早”几乎成了周总理流传最广的名言，据报道称，有不少欧美政要都曾在公开场合引用过。
到了 2011 年，曾随尼克松访华的前外交官的查斯•弗里曼出来辟谣了，说这其实是翻译导致的误会。周总理说“下结论为时过早”的，压根就不是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
那么周总理所说的“为时过早”究竟是指什么？其实，他是指 1968 年发生的法国革命“五月风暴”，该事件离会谈当时不过三年，要谈影响自然还早。据说，中国外交部档案里清楚地记载到，周总理当时是在回复巴黎学生运动的相关问题。
一个错误的翻译，就这么成就了一件影响颇广的外交事件，成了外国五毛党证明本国“体屁亏思”的证据。由于原话简洁有力，深得人心，在辟谣后引用者依旧为数众多。
当年我方首长在接见一位亚洲国家元首，宾主谈得投机，首长高兴地邀请对方来春再次访华，相约"烟花三月下扬州"。可等翻译说完后对方却表情古怪，连连表示"美意心领，但自己年事已高，年事已高！"。首长大惑，下来一问方知，翻译的理解是"在来年三月的春天里，带着美丽的姑娘去扬州"，殊不知，此烟花非彼烟花也！又如，曾有一位首长年底团拜旅居中国的外国专家，问到一位韩国专家可否有回家的计划。对方摇头晃脑，极有韵律地说了一大段。翻译立刻就见了汗，支吾了半天说"他想在木槿花开花的时候，买一条木船，放在鸭绿江里用水洗"，众人一时语塞。最后还是另一位精通汉语和东亚历史的日本专家解了围，原来韩翁此处引用了一首韩人所做汉诗"待到槿花花发日，鸭江春水理归船"。（原诗全文为：一声南雁搅愁眠，独上高楼月满天。十二何时非故国，三千余里又今年。弟兄白发依依里，父祖青山历历边。待到槿花花发日，鸭江春水理归船。）
来个书面翻译而非口译的例子吧。大部分语言里公文使用的书面语与口语差别很大，尤以文言文与白话的差别为甚。1793年出使清朝的马戛尔尼使团就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大麻烦。马戛尔尼使团并不是没有找翻译。英国人在广州十三行与清朝官员打交道一般依赖通事。这些人教育程度不高，英文仅限于洋泾浜水平。因此马戛尔尼遣副使斯当东到欧洲大陆寻访中文翻译，终于在那不勒斯传道会高薪聘请了周保罗和李雅各这两名翻译（周保罗到了澳门就跑路了，李雅各一直留到最后）。这两人不通英文，只会说拉丁语，但马戛尔尼会说拉丁语，且国书等重要文件都有英文本和拉丁文本。不会英文对于文书翻译并不影响。麻烦的是这两位十几岁就到欧洲学习传教，并没有受过科场的历练，对于公文写作一窍不通。这一点连副使斯当东都察觉到了。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以后获得了耶稣会教士的协助，但由于英葡英法矛盾（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以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为主），重要文件交给他们翻译的并不多。马戛尔尼递交给乾隆的国书就是一部翻译极其拙劣的文书。译者是何许人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位译者可能是北方人，几乎完全不通公文写作。为适应朝贡秩序而调整文字自然可以理解，但言辞实在俚俗不堪，只能为乾隆和清廷大员所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