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身份,弘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一 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 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
三 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爱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既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
四 大黑暗再度来临。
本世纪(十八)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
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中的几个片段,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下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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