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作者从五个方面阐明了这一变化， 即从以身份社会指标转化为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贫富差距扩大， 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 新社会阶层的形成。
[关键词] 改革30 年；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变迁
1978 年以后，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例如， 在经济政策上， 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 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又如在政治上， 逐步健全了法治， 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 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到了20 世纪90 年代， 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单位制改革，城市又出现了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的变革，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群体本身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 笔者就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变化。
一、身份制的变迁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30 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 可以说， 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点是非财产型的，即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是财产、经济收入的多少， 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指标， 包括政治身份的区别， 户籍身份的区别， 工人与干部身份的差异等等。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 原有的身份制度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 出现了重大的变迁， 特别是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80年代后， 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 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 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起初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 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其它行业， 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 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但是，一旦放开， 就很难控制住，农民实际上是既离土又离乡了。到了新世纪的2008 年， 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总数甚至达到了1.5 亿人之多， 其规模之宏大确实惊人。农民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农民企业家”， 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虽然有人还叫他们是“农民企业家”，但是， 他们的社会地位决不是户籍体制所能限制得住的。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 以2003 年6 月20 日国务院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为标志，对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采取了更为积极推进的政策，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作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
第二， 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迁。我国改革以前的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体系是单一经济成份的产物。改革使我国的经济成份多元化，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等经济成份的发展如雨后春笋； 改革也使得人们的收入多样化， 工资收入、股份、证券收入、房地产收入、单位外收入等等花样繁多。这样， 由官定的工资级别在巨额的财产分层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这种级别分层也就难以支撑其所谓“本位”体系了。同时， 它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在计划经济下， 政府部门掌握着诸方面管理的最重要权力， 因而各级政府官员自然成为全社会的核心群体。近年来，计划经济已经全面让位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过去控制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经济指挥权有所削弱。随着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 官员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占据着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而只能与市场分享权力。再者， 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员等级身份制度。在过去， 我国的每一个营单位都有一个级别， 如科级企业、处级企业、局级企业等。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 决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市场竞争， 官定的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企业， 这使得原来的等级分层次序被打乱了。
当然， 30 年来， 官本位机制的变迁也并不仅仅是单向度的变化， 在某些方面， 官员级别、身份也有强化的现象， 比如， 90 年代末以来，随着政府财政税收的大幅度增加， 官员的级别、身份在分层中又有强化的趋势。但是， 如果从政府与市场的总体关系看，资源转向市场， 社会分层更为多元化而不是单一的“官本位”化， 这样的总趋势还是明显的。
如何评价“官本位制”的这种变化呢？应该肯定， 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 虽然行政级别的分层体系曾起到了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但是， 不能不看到这一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束缚是相当严重的。一切权力甚至连经济的管理权均集中在行政管理者手中，这大大阻碍了民众积极性的发挥， 并最终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在单一的行政级别体制下， “当干部”成为全社会普遍向往和追求的目标。这极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它使得人们都争相挤入干部队伍，结果， 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政府机构臃肿、干部队伍过于庞大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一方面， 它成为社会的沉重包袱， 每年耗资数以千亿计的行政管理费用， 已使经济尚不发达、人均收入较低、贫困人口较多的我国力不胜负；另一方面，干部中冗员过多造成了行政效率大大下降， 人浮于事、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纪律松弛、堕性十足， 这些现象在不少行政机关中已经司空见惯。所以， 分层机制的这种变化，使干部身份不再是人们追求的惟一目标， 这会有助于精兵简政和全社会效率、效益的提高。
第三， “档案身份”已被突破。改革以前，绝大多数人几乎终生在一个单位就业，人们在单位之间的调动十分困难。难以调动的体制上的原因在于一套特殊的档案管理制度， 或称作档案身份制度。“档案身份”是人才“单位所有”的重要基础。市场改革以后，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 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自此， 没有档案的就业成为并不罕见的现象。随着多种经济类型单位的出现， 档案身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使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 社会上也出现了负责保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衔接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所以，档案身份对于城镇就业者的束缚已大大松解。
流动为社会带来了活力。曾有人估计，在美国全部GNP 的创造中， 有三分之一来自社会流动的贡献。对于我国的统计虽然还没有， 但是，深入分析我国改革近30 年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就不难发现社会流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第四， 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分层、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自1977 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80 年代以来， 中央在制定干部提升的标准上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没有高等学历的一般都得不到提升。80 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正式恢复了学位制度， 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等一系列学位体制， 90 年代以来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技术证书制度， 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证书等等。在新世纪里， 中国加入WTO ， 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证书愈来愈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的新的依据。
第五， 产权的“排他”作用更为突出。从本质上看，中国严格户籍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因为阶级体系和所有权体制被打碎了， 户籍等制度成为取代阶级和所有权而维持社会秩序、资源分配秩序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后， 整个社会的财产集中在政府手中或公共占有的程度有所降低，民间占有财产的份额和数量增长均十分明显。90年代以来， 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 以及多种所有权成分的各种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间拥有财产的形式也多样化，比如， 住房体制改革以后， 私人拥有住房的现象已经变得极为普遍。根据建设部前副部长宋春华提供的数据， 我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经达到82 % ， 这个比率超过香港的53.6 %和美国的69 %。2007 年3月16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明确提出对于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给予平等的保护。10 月15 日胡锦涛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所有这些条件的促进下，可以预期， 财产会逐渐成为显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 财产所有权制度地位正在逐渐上升， 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维持秩序的首要制度。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 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 在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 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但是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 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 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但是， 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
当然， 身份制度毕竟在我国奉行了几十年，其变迁也会遇到重重阻碍。在中国这样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里， 任何一种变迁或改革都必须考虑到循序渐进的特点。尤其是身份制度， 其变化滞后的特点是十分突出的。在新世纪初叶，身份制变迁滞后的特点也触发和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 比较突出的是作为“社会惯性”运行的户籍体制与新的社会群体关系之间的矛盾。需要着重解决的是三方面问题：
第一， 城乡之间二元分隔的体制问题。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即需要对于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作出重大调整。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 但是， 他们由于没有作为“社会惯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 即当工业化实现时， 城市化也在全国普及。相对于我国近30 年来突飞猛进的工业化发展而言，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城市户籍改革是滞后了一些， 这样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戴上农村户籍帽子的巨大农民群体的户籍问题就凸显出来。
第二， 城市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中上层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近年来， 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 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口、企业主等要求得到城市的正式户籍身份。在此种呼声之下，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反应。公安部提出， 允许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户籍改革实验。实验的基本原则是： 当地需要， 当地受益， 当地负担， 当地有效。例如， 前一段上海、广州推出“蓝印户口制度”，外来人口取得当地蓝印户籍后， 符合在该地生活、工作一定期限的规定就可以申请该市常住户籍。北京市人事部门也对于流入人才的户籍管理做出了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调整。浙江省提出在全省打破城乡户籍壁垒，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 建设一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广东省也表示， 争取在条件成熟时全部取消农业户口。
第三， 残存的户籍身份利益所引发的矛盾有所激化。与30 年前相比， 今日中国户籍身份的利益范围已经大大收缩了， 当然， 也还有一些残存的领域。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不同户籍身份的人高考分数线和录取比率不一样。在新世纪里，这方面的利益冲突显得尤为激烈。在每年春季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考分数线的户籍差异问题已经作为两会提案正式登场。在讨论中，不少人抨击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 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高考分数线的户籍特权和户籍歧视。他们主张全国性大学的录取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以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笔者以为， 此种讨论会将成为身份分层进一步解体的催化剂。
二、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
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候政治地位比经济地位重要，人们之间有较大的政治地位差异， 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功能， 政治斗争激烈， 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 政治地位的重要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地位的重要程度却大大上升。
因此， 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 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 换言之， 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体制转变的起点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新政策。邓小平同志于1978 年12 月13 日作了相当于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指出：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1 ] (P142) 邓小平讲话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成为启动中国改革最初的动力之一， 也成为转变社会分层机制的重要力量。该政策在转变分层机制方面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功能。
首先， 这是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公平基本原则的重大变革。1949 年以后， 国家政策的基本导向是寻求经济上、财富分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均等化。从理论上看， 这属于“结果公平”的原则，即认为只有在经济资源分配的结果上， 人们得到了大体上相近的份额， 这才是公平正义的。如果人们得到的结果很不相同或者差距很大， 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都是不公平的。而三中全会启动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从理论上看， 属于“机会公平”或“程序公平”的原则， 即认为， 结果的均等化并不是真正的公平[2 ] (P267) 。因为，付给贡献大的和贡献小的人一样的收入， 那反而是不公平的。真正的公平正义应该是给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 设立平等的竞争程序。这样， 虽然在经济收入的结果上人们得到的不一样，但是， 让贡献大、付出劳动多、有竞争力的人多得一些， 让贡献小、付出劳动少、低竞争力的人少得一些， 符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 这才是公平的。所以， 邓小平1978 年12 月13 日的讲话，是共和国在公平正义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正是这样的变革最终导致了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变迁。
其次，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是一种作为基调的、最为基础的政策，以它为基础形成了一组政策群， 在这组政策群的作用下， 最终改变了社会分层结构。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场景下， 政策变量给予分层结构重大影响的特点。笔者认为， 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即政权机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重大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上，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因此， 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 政策对于全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 甚至可以改变社会分层结构。
最后，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政策是每一个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的改革内容。我国的改革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涉及到了党政军民学的各个方面， 但是， 最让老百姓体会深刻的、与老百姓过日子联系最密切的， 还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政策。这一政策尤其与改革以前形成了强烈反差，过去的政策是批判个人致富， 改革后的政策是鼓励个人致富， 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争取多收入、争取早致富成为广大老百姓最为现实的奋斗目标， 所以， 这项政策对于在亿万老百姓中启动改革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后，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这一“基调理论”的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原则和具体政策， 最终改变了原来的政治分层机制， 塑造了新的经济分层机制。这些具体的政策内容十分广泛， 下面仅列举其中一些方面为证。
在农村政策方面，从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从事家庭副业， 鼓励和扶持农民增加个人收入，到后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最终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较重要的中央文件包括：
1982 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纪要》，提出了推行包产到户； 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 鼓励联产承包责任制， 鼓励农民家庭经营， 鼓励农民承包果树、林木、荒山、荒地； 1985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放开农产品价格， 推进商品市场。在城镇的政策方面， 从1980 年开始， 企业普遍地实行了奖金制， 开始了“打破大锅饭”的试验， 取消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鼓励多劳多得， 计件工资、承包制、包干制等在企业中流行起来。在改革的形势下，逐步形成了企业的工资奖金由企业自行决定的机制， 不少劳动者、工作人员从奖金中获得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基本工资。同时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适当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 承认雇工的合法性，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由此， 中国大陆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此外，对外开放， 大力引入外资、外企，三资企业经济所有制的变化和就业方式的变化， 也成为分层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20 世纪80 年代的重要转型以后， 到了90 年代， 经济分层的机制已经基本稳定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更加促成经济分层的。比如， 在所有制方面， 鼓励多种所有制并存，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又如， 在收入分配方面， 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即个体经济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资本收入都是合法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明确提出： 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20 世纪90 年代初期， 自邓小平同志南巡后， 中国大陆的改革大大加快了引入市场经济的步伐。具有重要标志性的政策变量是： 1992 年10 月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3 年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导致资源在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人群中配置的数量、内容和方式均发生重大变化。仅以土地资源的配置为例。自1990 年国务院第55号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条例》和1992 年建设部第22 号令《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实施以后，我国城镇土地的出租、批租就合法化了。从此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而在社会分层中的富有集团房地产集团和房地产商业也迅速成长起来。房地产市场化以后， 房产和地产资源的配置与过去分配房屋时期资源的配置有了本质的不同。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房地产商才能够占有土地，然后才能盖房子。说是房价， 实际上大部分是土地价格。新世纪以来城市住房价格暴涨， 很大程度上是土地价格暴涨的结果。那么， 高涨的土地价格的收益被谁拿去了呢？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的报告：土地增值收益的40 %～50 %被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开发区、外商投资公司拿去了[3 ] 。所以， 新的资源配置的机制在塑造着新的社会群体的分层。除了土地以外， 其他一些资源诸如：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资源、一些矿产资源、医疗资源等等，在90 年代急速的市场转型中， 也都出现了类似的配置倾向。新世纪以来， 一些重要的法律和法规进一步固化了业已形成的经济分层机制，比较重要的法规如2007 年3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十分详细地阐释了法律对于国有、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保护。因此， 所有这些法律、法规成为新的经济分层的制度保障。
总之， 改革以前和以后，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的机制和内容有本质的不同。改革开放以前， 政治分层十分明显， 人们的地位高低不是由经济因素决定， 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而在市场引入以后， 政治因素作为地位差异的区分标准逐渐弱化，经济分层取代了政治分层。这应该是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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