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4
呈现这一观点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最优体验动力性作用的详细描述，来让人们深刻体会到发展过程中潜在的自我调节。经验在此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发展是在时间上的展开，是突发性的现象；因此即时的体验是处在展开过程的核心位置的，并且为生物学、个体与文化环境的整合提供了一个完整平台。
当代的理论观点在衡量生物学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时已经超越了自下而上的还原论，而提倡一种强调遗传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系统观。这些理论取向说明，基因的指导作用体现在对发展中的机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反应中，其中包括感觉事件和内部神经事件。尽管系统模型承认心理现象的重要性，但其更多关注的是可观察的个体行为，而非本章所提及的主体经验。因为基因并不能直接导致某种特质的形成这一观点已被广为接受，所以关于发展中的个体经验观指出，像涌动或兴趣之类的体验，会进入到生理心理系统观中所涉及的不同层级间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这种说法与Schneirla的观察是一致的，即环境刺激的影响作用依赖于机体所处的唤醒状态和体验的历史。
即使一个人站在还原论的立场上——目前在发展心理学中仍相当普遍——强调基因对行为的产生具有基础性作用，经验观对个体如何将生物素质赋予他们的潜能最大化的解释仍然是十分有用的。反应区间（reaction range）的观点说明，对每种基因类型来说，能够组成的表现型集合是有限的。例如，一个人具有内向的基因型，就意味着他无法表现得像一个外向的人那样，但是，这样的人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积极的社会经验，他们的社会参与取向就会最大化。经验观所强调的是在沟通互动中，涌动的机会是如何让一个特定的基因型所“允许”的表现范围最大化。从理论上来讲，系统观认为这种内在关系让经验对人格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像生物还原论一样，文化决定论正在被大多数热衷于系统模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摒弃，他们转而强调人与社会情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即时的经验居于人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的核心，并作为一个强大的支点来影响个体的发展和社会化进程。
强调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经验观由来已久，尽管在当时这些观点并不是围绕最优体验这个结构来组织的。例如，在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所强调的符号互动论就具有很强的现象学取向。Thomas（威廉姆·托马斯）和Znaniecki（兹纳涅茨基）的一项在当时颇为经典的，名为《生活在欧美的波兰农民》的研究，成为后来尝试用现象学来取代还原论者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先驱。符号互动论者通过一些诸如Thomas（托马斯）的“情境的定义”等概念，来说明脱离了主观的体验与解释是无法理解人与情境的关系的。
将涌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结构纳入现象学观点能够进一步说明，个体不只是文化信息的一个被动接收器，他们可以发挥主动的作用。注意的投入受到体验的主观性质的强烈影响。像涌动这样的奖赏性体验，会吸引个体的注意力，并影响对生物-文化信息的选择。换句话说，长期以来，那些能够为涌动体验提供机会的信息和领域可以通过理念的筛选来塑造文化。和生物传递相似，文化互动中不同理念的传递终将对文化的进化产生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最优体验的自我调节是可能的，个体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可以自觉地发挥作用。
个体往往是某种文化背景下的各类社会化力量的受体，但是，他或她同样有能力进行改变，因为上述说法反过来说亦成立：社会实践必须为实现最优体验而顺应人类的天性及其特征。就像人类的眼睛在工作时会回避过强过弱的光线一样，当某种社会化进程不能通过对焦虑或者倦怠状态的转换（即，获得新技能或寻找有意义的挑战）而提供给个体保持适宜唤醒的机遇时，同样会被摒弃。当某种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地产生令个体不愉快的体验或者仅能提供短期的解决方案时，它们就不会被下一代接受和传承。个体行动者——通过自身的自我调节行动——不得不改变它们。
一些严格苛刻的社会实践，如专制政权或不可变更的传统文化，之所以会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是因为人们受制于暴力的威胁、公众舆论的压力，或者是由于这些社会实践在个体面对引发焦虑的威胁时提供给他们安全感和熟悉感。但是，如果这些情境不能向个体提供转换所面对的挑战的机会，由于缺乏灵活的“解决方案”，个体的体验会在焦虑与人类精神的缺失之间交替。长此以往，在这种情境下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会对停滞系统产生破坏作用。许多现代社会则面临相反的困境：缺少外部威胁和相对舒适的生活会导致个体从事消遣娱乐等并不利于成长的社会实践。这些宽松的系统会保护人们自我放纵的权利，但却不能真正给个体提供机遇来挑战现存的、作为其舒适生活基础的秩序。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体验会变得越来越无聊和没有意义。因此，个体在尝试摆脱以无休止的、新的娱乐活动来“解决”倦怠问题的恶性循环时，就会产生要求改变的压力。
通过新技能的增长（即发现一种新的秩序感）不能有效解决的焦虑问题常会通过退回到现状来加以解决；倦怠没有通过有意义的挑战得到缓解就会被用短暂的娱乐加以“处置”。这两种令人不快的结果，如果随时间不停的积累，就会让一个社会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进入不健康的发展轨道。但是，这种状态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因为其过多地浪费了个体有价值的注意资源，并且导致个体采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对经验进行组织和重组。在这种令人反感的社会条件下，追求适宜唤醒的机体需要就会诱发改变。最初，改变来自那些能够看到未来美好前景的“少数创造性”个体。最终，如果一个社会要繁荣发展，那么该社会中代表变革和稳定的这两股力量就要协同运作、互相促进。Simonton 对创造性的研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人类取得伟大成就和发展的时代往往正是那些既有社会整合又有社会分化的历史时期，并且这两种力量都无法压倒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