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1-18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３０００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
①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
②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
③ “事□而实”，内容真实 ，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
④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第2个回答 2017-10-10
白居易是中庸著名的诗人，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最著名的诗论著作是《与元九书》。
一、诗歌创作主张“为时”、“为事”而作。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不过他强调的重点是“义”，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他在《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想。
二、强调诗歌要讽谕现实。将诗歌与现实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白居易强调诗歌的“刺”的一面，不主张“美”，他说：“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他主张讽刺诗要写得激切、直率，不要《毛诗序》提出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要“主文而谲谏”，要大声疾乎揭露弊政，为民请命。这种观点主张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加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三、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徒事形式。《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即内容，为最重要。
四、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即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的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但自居易诗论也有其弊病，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针砭时弊的实用功能，而忽视甚或有意排斥和否定审美娱乐功能，否定诗歌的艺术性。他要求诗歌创作要用“实录”的方法，否定了诗歌要用想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这样，诗歌岂能不枯涩干瘪，缺乏丰满的艺术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忽视艺术要含蓄蕴藉，主张“其言直而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歌必然直白浅露，他的少数诗歌就正有这种缺憾，不能不说这与他的诗歌理论有关。
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7-10-10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
白居易的文学理论，他指出文学创作要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不能无病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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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14-01-18
简单来说，白居易的文学理论就是，要让别人看懂。为此，他每做完一首诗都要读给别人听，那些听的人有文人、市民、甚至农民。直到他们都觉得该诗易懂时，才定稿。 所以直到后世，我们也觉得白居易的诗很容易就懂的。这也是他的诗能够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