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诗仙(上篇)
四川江油县青莲乡，虽然只是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代大诗人李白的故里。一代诗仙就从这里起步，以隐隐雷声的脚步闯进诗坛，在中国诗史上留下了一座永远闪耀着宝石红光的诗碑，留下一个永不褪色的名字。
李白字太白，自青莲居士。据记载，他出生在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在今天吉尔吉斯坦北部，大约五岁时才迁到这里。他父亲叫李客。“客”可能是对外来人的称呼，表明他们不是当地人。据李白自己说，年轻时漫游扬州一带，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后人据此推断，他父亲应当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李白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呼吸着这青山绿水的芬芳。他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清新自然、不事雕琢的美，应当说就是这“蜀江水碧蜀山青”的自然风光熏陶出来的。
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泛指道教典籍，“百家”则泛指古代各家各派的学说。四川一直是道教最活跃的地方，李白对道教熟悉是很自然的。再者，道教尊庄子为真人，而庄子最超绝的地方，就是站在九天绝顶来看人间，用超然物外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欢哀苦乐。李白所以有那种天上地下独往独来的气概，固然是由于他站在盛唐这座历史的高峰上，有条件看得远，但也由于庄子的哲学思想给了他冲开一切传统束缚的胆识，使他敢于昂头去观照宇宙，把视野扩张到最大限度。此外，李白还“十五观奇书”，“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从这些诗句就可以看出来，他虽然也熟悉儒家典籍，但向往的却是“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而根本不屑于做儒家的信徒。
二十四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他向诗坛的进军。他是云，必须飞到天顶去探测天空的浩渺;他是水，必须奔到大海去扬起海上的狂涛。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几乎游遍了黄河中下游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各个地区。在当时，且不说旅游主要靠步行，就是骑马，乘船，坐牛车，要走遍这么广大的地域，至少在精神上，他每时每刻都在奔波。李白不仅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而且人生阅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当过隐士，在山林里与朋友酣饮纵酒，养了无数的驯鸟。他曾经当过道士，一门心思地采药炼丹，求仙学道，以为真的能够白日飞升。他精于骑术，擅长射箭、击剑，以游侠自命，身上老是带一把短剑。他曾经受到朝廷的征聘，有过皇帝召见、亲自下车迎接的殊荣，由一个普通百姓一跃成为翰林学士。在安史之乱中他曾投笔从戎，以东晋著名的宰相谢安自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因此而意想不到地卷入斗争，被关进监狱，成了囚犯，被判处永远流放夜郎;遇赦免后，年已六十，他还赶到今天的南京，准备去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军队。总之，他一生的经历大起大落，充满了荣光和艰险。他打过交道的人，上自唐玄宗、杨贵妃、朝廷各级官员，下至监狱里的牢头、和尚、道士和最底层的农夫农妇。他熟悉各个阶层、各个身份和各种职业的人，把这五光十色的生活都收录在他的诗里。
他能写高适、岑参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妇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应未闲。(《关山月》)
王维的诗境界幽静，但又充满了生机。这种诗李白也有。
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
王维诗中有一种禅悦的境界，这是李白诗中所没有的，但李白这首诗另有一种沉着潇洒。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
这大概是汉语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诗，是小农社会永远写不够的题材。这首诗把“床前”“明月光”“地上霜”这三个意象组合在一起。说“疑是地上霜”，就说明抒情主人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霜;知道不是霜却偏生这种联想，正好透露出他心里有一层霜，有一股思乡的冷气。国人心里都郁结着这样一种思乡的冷气，所以离开家一看见月亮就会想起这首诗来。
孟浩然的诗把田园生活写得那么有滋有味。李白也有一首田园诗，但意趣不大相同。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云媪家》)
这个大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人，并没有摆出一幅悲天悯人的架势去同情农民，只是作为一个极普通的旅行者，端起老妇人那碗菰米饭，眼里噙着泪水，想吃却又吃不下去。有几个诗人能具有这么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
至于他的《将进酒》等等许多独绝古今的诗篇，别的诗人不要说没写过，首先在思想境界上就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杯]莫停!与君一曲，请君为我侧[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宋代著名诗评论家严羽说，别人写诗是用笔一句一句写下来，李白则只要把心里那股气一张口喷出来就行了，这个比喻真是恰到好处。诗人站在黄河边上看着“黄河之水天上来”，忽然心情一激动，想到这黄河之水就像人类的生命系列，一代一代一去不复返，但依旧滔滔滚滚而来。然而，人生又是如此短暂，明镜中的头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一转眼就是一次生老病死的轮回!面对这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人活着为什么不尽情享受生活!“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实现，是如此自信。正由于这首诗强烈地呼唤真实的人生，才使多少被强行压缩的灵魂都到诗里来享受那足以舒筋活血的通畅。
李白的诗名越来越大，不但惊动诗坛，而且惊动了许多达官贵人，最后甚至惊动了对艺术有深厚造诣的唐玄宗。于是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时，唐玄宗听从亲信的荐引，下诏征聘他到长安，给予隆重的礼遇。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自以为是超一流的家而其实根本不懂的诗人，栩栩然得意，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一厢情愿地以为，这回真的能大展鸿图了;唐玄宗这位明君，就要把他召到身边，请教他该如何治理天下，如何使天下太平。然而他错了，他是完全生活在梦想中的诗人，梦一旦醒来，留下的就只有失望。
一代诗仙(下篇)
以诗人的身份，昂首挺胸走进皇宫，成为皇帝的嘉宾，在中国诗史上，李白是唯一的一个。诗人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也真算皇恩浩荡了。然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是何等人物，岂能把这种过眼云烟的荣耀看在眼中。于是他毫无顾忌地卧在这里，是醉了，还是疲惫了呢?
兴庆公园这里的沉香亭，就是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的地方。卧在这里的李白正闭目养神，等待着喷发灵感。唐玄宗赏牡丹来了。名花盛开，美人相伴，当然需要有音乐助兴。玄宗嫌旧词听腻了没意思，一时高兴，就颁下圣旨叫李白创作新词。李白不是醉卧在这里吗!快起来吧!于是他被人用凉水激醒了，于是一挥而就写成了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第三首说:“名花倾国两相欢，长使君王带笑看。解释[识]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这样的诗，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唐玄宗能不欣赏吗?皇帝一声喝彩，于是众声迎合，都来助兴。可是对李白来说，陪着皇帝寻欢作乐，干这种御用文人干的事，那是卑屈的。他不明白，只有诗人屈从家，断没有家屈从诗人的。他就是不肯明白这番道理，才永远都是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不可一世的李白。
李白在长安待了三个年头总共一年多的时间，就痛苦的叫喊着“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后人就此认为他在朝廷遭到了谗毁，处境险恶。这话其实信不得。玄宗认为他不是担负朝廷重任的人才，应当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衡量，读书就是为了出仕，出仕只有成为将相，成为方面大员，才算不虚此生。后人就是用这种心态来看李白，为李白鸣不平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李白不以出将入相、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家自诩，没有这种狂傲的自信，他就成不了伟大的诗人。可如果他真的当宰相当大将军去了，他也就不会再想到要当诗人。因此，李白离开朝廷，主要原因绝不是遭到了谗毁，而只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去适应处处都必须约束自己的环境。唐玄宗善于鉴识人物，认为不如给他，让他去写诗。应当说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只有唐代，能接受李白这个狂人;也只有李白的狂放，能举起诗的火炬，来照亮辉煌壮丽的唐代文明。
李白一路向前，来到洛阳，在这里遇见了杜甫。比李白小十二岁的杜甫当时三十三岁，两人的交情自然是由诗人气质的相近而引发的，但杜甫对李白有晚辈对先辈的崇拜，加上为人比较忠实厚道，因此后来给李白写了十二首情真意挚的诗。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李璘奉命征讨叛贼，李白只知道为国家效力，就投在李璘的帐下。他斗志昂扬的唱着:“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湖沙。”(《永王东巡》)他以为这回该轮到他大显身手了。谁知李璘野心膨胀，不听调遣，结果发生内讧，被唐肃宗消灭。李白这一回可是真惹下弥天大祸了，在古代，像李白这样在卷进争夺皇室宝座的斗争中失败了，是必死无疑的。然而唐朝毕竟是唐朝，经人营救，皇帝竟也没有坚持要杀他，只判他永远流放，最后遇赦又不了了之。这也成了后世贬低李白的把柄。其实这件事什么也不说明，只说明他不懂。
李白有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无时无刻不用真情去拥抱生活，随便遇上一个什么人，他就能坐下来与人对饮，欢快的唱着:
两人对饮[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饮》)他喝得醉醺醺的，陶然自得地睡下了。
望着敬亭山，他会像老朋友促膝谈心一样，心绪悠然地吟诵着: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他能这么呆呆的坐着看山，像孩子一样透着傻气。
他一路流浪来到安徽泾县，在一个叫桃花潭的村子里住下了。村里有个叫汪伦的人常酿造美酒来招待他。临别时他吟诗相赠:“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这就像老朋友分别时随便说的话。一个名动中华的大诗人，竟然也没有故弄姿态的矫饰，轻松自然，洋溢着深情。
然而，李白又是个极为狂傲的诗人，自称:“我本楚狂人，凤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狂，是自信的外现，是对人格尊严的充分肯定，是对束缚人的社会习惯势力的蔑视。他大声疾呼:“黄金白璧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昂首天外，根本不屑以世俗的价值为标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长流夜郎赠辛判官》)，他是那样不可一世。
最可贵的，是他用时代的最强音，惊天地泣鬼神的吼出了一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一声呐喊，使千百年来被封建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不愿被踩进泥坑却又无力抗争的人，敢悄悄的直一直腰，在心灵深处扶起最后的一丝人格尊严，在无可奈何中聊堪，找到一点心理平衡。
他追求，追求理想，追求没有被人的心智造成阻隔的天地，追求完美的不容有丝毫卑屈的人格，因而在他笔下，一切高山大川都像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外化。
他眼里的黄河，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眼里的长江，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算不得多么高峻的天姥山，在他笔下却是“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未必真有那么险峻的蜀道，竟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根本谈不上壮观的庐山瀑布，也是“飞流直下三百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总之，他处处都以自己吞吐宇宙的豪气，赋予自然景物以崇高的审美价值。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忽魂悸以魄动，恍[怳]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里埋葬着李白(当涂李白墓)，埋葬着中国的诗魂，这颗永不降低身份，永不安于现状，永不停止追求的巨星，终于在安徽当涂这里陨落了。而据传说，他是从采石矶这里的捉月台，为捉到月亮跳人长江而死的。我们宁愿相信这美丽的传说。他乘着酒兴，要把发光的生命交与浩阔的长江，站在这捉月台上，以诗人的天真和狂放，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次追求。于是他化成了朗朗的明月，滚滚的波涛，永远在中华大地上照耀着，奔流着……
千秋诗圣 (上篇)
杜甫字子美，与李白同为唐代诗坛上的两个巨人。唐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顶。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因而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把这两个巨人分隔在山顶的两侧: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因而心胸开阔，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深沟的阴暗，因而忧心忡忡，声凄苦。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由于影响大，保存下来的有关他的古迹也就特别多。他出生在河南巩县，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于是，这里有杜甫的故里纪念馆。三十五岁左右他到过长安谋求官职，曾“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一无所获，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几年，陕西长安县于是有纪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乱中，他逃往四川避难，路过甘肃成县时，曾停留一段时间，于是这里也有一座纪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将近四年，这里纪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规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岁时他离开四川，经湖北转入湖南，两年后死在这里，于是湖南平江县这里有纪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诗名并不大，根本无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时韦觳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在当时，杜甫还谈不上什么知名度。到封建秩序开始强化的宋代，他才变得诗名赫赫，到明、清时期，他才被尊为诗圣。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写“大或千言，次有数百”的排律，李白根本写不出来(《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于是元稹认为，李白虽然也会写诗，但根本无法和杜甫相比。元稹这篇文章，在唐代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同时代的韩愈就认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坚决反对抬高杜甫，贬低李白。其实，韩愈不明白，元稹这样惊世骇俗，真实的用意是要用他和[为]白居易新题乐府诗扩大影响。要达到目的，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办法，又莫过于编造历史，说他生前就与李白平起平坐，而实际是李白根本无法和他相比。李白是太阳，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现在说杜甫远远地超过他，还不使人大吃一惊?这个石破天惊的论断，首先为历史学家所接受，《旧唐书》把元稹这些话全文写进《杜甫传》，《新唐书》也以此为基调。由于这一误导，加上从宋朝起杜甫的诗名又如日中天，后世就真以为他活着的时候就与李白并驾齐驱了。
杜甫虽然只能算中唐诗人，他一生五十九岁，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盛唐度过的。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时代，他又和李白、高适和岑参这样的狂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没有染上几分狂气。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睁大眼睛看鸟往泰山上飞，看着看着，觉得山上的云在胸中回荡，使人有一种飘然高举的感觉。于是决心要攀上山顶，去感受居高临下欣赏风景的快慰。看见一匹骏马，他立刻想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兵曹胡马》)，骑到马上去驰骋，建立轰轰烈烈的功业。早年的这些诗句，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气度，表明他内心充溢着盛唐的浪漫精神。所以，尽管他的总体诗风与盛唐不大相同，但与大历时期的诗人也并不同调，没有那种走投无路的失落感和叹老嗟卑的衰飒气象。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始终保持着正视现实的热情和突入时代的勇气。
杜甫始终自以为是儒家的信徒。“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乾坤一腐儒”(《江汉》)，反复这样强调。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则更进一步，不光是不得志，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他还大声呵斥“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还在为皇帝担忧。儒生时代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时时都充满忧患意识，杜甫就是这样立身处世的，一辈子都被这种忧患意识驱赶得处于紧张状态。他年轻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
在这一点上，他和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向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从来不强调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赏识他，经他三言两语一点拨就天下太平，就尊他为卿相。而他又特别讲究功成身退，像战国时期的鲁仲连一样，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要报酬。杜甫固然也够不上家，但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已四十四岁。随后在逃难中，他被叛军捉住带到已经沦陷的长安，看着京城的残破，痛心疾首，写下了他的名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由于官小诗名也小，安禄山的部下没有关押他，他就乘机逃出长安，到了凤翔找到了自作主张登上皇位的唐肃宗。肃宗为了奖赏他的忠心，封他为左拾遗。后世称他为杜拾遗，就是这么来的。他不懂官场的厉害，只知道知无不言，结果上任不久就贬了官。由于俸禄太少，又当战乱，他干脆弃官，从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难。也许真的诗是穷而后工吧，时代用冷酷的目光选中了杜甫，让他受尽种种磨难，用枯瘦的手去蘸起像墨汁一样的浓黑的悲哀，来记录盛唐这个伟大的时代如何走向没落。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备受后人赏爱，可是又有谁知道，那每一个字都是他眼中的泪，都是他心里的血，都是他无可奈何的惨叫!
后来，他绕道甘肃成县进入四川，一路上他声酸词苦地唱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食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兮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七首》)
他一路这样吟唱着，终于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建成了这个草堂。“但有故人供禄米，余生此外更何求”(《江村》)，他脸上终于闪起了一丝微笑。他被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也称他为杜工部。他心情轻快地唱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可是好景不长，他的朋友死了，他又失去了依靠。以后，他还在四川流落了几年，才终于由湖北转入湖南。路过岳阳楼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登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整个江南地区被洞庭湖分割在东南两侧，无垠的天空也在湖面上漂浮着。这时杜甫已经五十七岁，离去世只有两年了。要不是有文献资料为证，谁敢相信如此气魄雄浑的诗句，竟是个多病的老人写下的。
公元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杜甫五十九岁时，终因贫病交加，死在湘江上的一条小船上。一个对中国诗有过重大影响的诗人，就这样凄凉地消失了。没有人为他送葬，没有人为他默哀，只有滔滔的江水永远鸣奏着他诗中诉不尽的悲愤。
千秋诗圣(下篇)
在古代，忠君也就是爱国，而忠君爱国，就要关心疾苦。杜甫的忠君爱国是真心实意的。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声明再怎么穷途潦倒，也要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阳一样忠于唐王朝。他的一生踏踏实实，就是这么实践的。
《兵车行》是给杜甫后期诗作定基调的作品。唐玄宗天宝年间，即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维持着表面繁荣的唐王朝，已经危机四伏，统治者都视若无睹，还在对吐蕃进行战争。这首诗就是写对西北边境用兵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尘土飞扬，哭声震天，“爷娘妻子走相送”，壮丁被征发到西北边境去送死，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惨景啊!诗人还用镜头切换的手法，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与“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叠映[印]在一起，用强烈的对比来加强效果。
在小农社会里，从来都重男轻女，诗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儿子是养老送终的依靠，现在都战死了，自然还不如生女孩子好，嫁在近处总算还有个可指望的。对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
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几年混战中，杜甫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像,使后世能如见如闻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命贱得跟蚂蚁一样默无声息地载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写诗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当夫子。结果“老翁逾墙走”，总算逃脱了，剩下老妇人硬着头皮出来应付。老妇人说，她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三个在前线打仗的儿子战死了两个，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一个没一条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来见人的儿媳和一个吃奶的孙子。一家人活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是够悲惨的了，可是来捉人的公差还不依不饶，非要带人去交差不可。万般无奈，逼得老妇人只好跟着走，到前线去给军队做饭。于是这一家人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在被战争剿灭了温情的岁月里，一切无法躲避的灾祸，就都会气势汹汹地降临到弱者的头上。清代诗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当年《长恨》，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洒下同情的泪水时，杜甫却看到了石壕村里这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他们不善于吐露无法承受的悲哀，只会默默地哭泣。因为他们是弱者。
如今成都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气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这里时，只是一栋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他五十岁那年，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屋掀了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使自己从来都被苦难压扁的目光撑出一片树荫[阴]，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无路了，杜甫还在《又呈吴朗[郎]》中写道: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个无食无儿的妇人，到杜甫门前来打枣充饥，只是一个秋天的事，诗人竟把她记住了。第二年，诗人把这所子借给一个吴姓亲戚。还特意写这首诗叮嘱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这妇人何至于稀罕这几个枣子?正因为她心怀恐惧，因此来打枣时一定要尽可能对她和蔼一些。你插上篱笆防止她来打枣，这岂不是算得太精细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不是连骨头都被榨干了!还是多想想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爱心吧!这首诗几乎谈不上什么技巧，纯粹是一片真情。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去关怀最底层的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三年后他穷死在湘江上的一条船里。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杜甫所以是诗人之首，就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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