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的特点：简朴性、原始性及野蛮性、局限性
简介：《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典，只是不太完善。《法经》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约成书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该书已失传。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6篇。
延伸：
1、简朴性
所谓简朴性，是指构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无科学的分类和层次，体现在法典的体例上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在《法经》和《十二铜表法》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从现存有关《法经》的史料来看，《法经》的主要内容是以罪名为基础的刑法条文，如董说在《七国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内容“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
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但是，也并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议》中说：“《囚法》今《断狱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可见《法经》中也有相当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
而且《法经》把维护私有财产权的《盗法》立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对某些民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一如我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以刑事手段来调整而已。
从后人转述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仍是可以看到“拾遗者刖”这样以刑罚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因此笔者认为推定《法经》含有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从内容上，可以认定整个《法经》是一部民、刑、刑诉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从结构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从其在魏国变法的最急切之处入手，先规定《盗法》、《贼法》。
为了劾捕盗贼，再规定《囚法》、《捕法》；而后又将其他一些罪名统统收入《杂法》，最后将相当于后世的名例篇或刑法总则的《具法》列为尾篇。可见李悝在法典结构上还远未达到中国封建法律体系高峰时的水平，尚处于比较凌乱的阶段。
2、原始性及野蛮性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法经》诞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而《十二铜表法》更是诞生于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
因此，两部法典便不可避免的带有人类早期文明原始、野蛮的色彩，并在其条文中显露无遗。虽然《法经》摆脱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以刑统罪的刑法体系，改为以罪统刑，但是在对待刑罚的态度上却没有丝毫转变。
《法经》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首先，它继承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的各种肉刑如笞、诛、膑、刖、宫等，还规定了大量的连坐刑，如夷族、夷乡等；其次，“重刑而轻罪”。
《法经》中称“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还规定“窥宫者膑，拾遗者刖”，这样规定的理由是“为盗心焉”。以上两种表现，无疑使《法经》抹上了浓厚的暴力杀戮的色彩，散发出原始氏族征战与统治的血腥气息。
3、局限性
虽然李悝在变法中提出了“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方针，并且在《法经》中演变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并为后来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奉为信条。
但是这种法治与在《十二铜表法》中呈现出来的西方“法治”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梁治平先生指出的“把（法家）这种‘一断于法’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甚至西方近代的法治观念相提并论，甚至等同起来，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中国，法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它几乎就是刑的同义词。而在古代希腊罗马，法却凌驾于社会之上，可用以确定和保护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
”在《法经》中，有“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的条文，还有“犀首（将军）以下受金则诛”的条文，都不能说不严厉，对奴隶社会的礼制原则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但是这些“法治”措施击溃了奴隶制等级秩序，却又带来封建等级秩序。封建社会仍是等级特权社会。而法家的“法治”观最终仍是为“人治”服务，毫无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法经
其本质和特征是：
简朴性。这是指构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无科学的分类和层次，体现在法典的体例上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法经》的主要内容是以罪名为基础的刑法条文，内容上，可以认定整个《法经》是一部民、刑、刑诉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从结构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从其在魏国变法的最急切之处入手，先规定《盗法》、《贼法》；为了劾捕盗贼，再规定《囚法》、《捕法》；而后又将其他一些罪名统统收入《杂法》，最后将相当于后世的名例篇或刑法总则的《具法》列为尾篇。可见李悝在法典结构上还远未达到中国封建法律体系高峰时的水平，尚处于比较凌乱的阶段。
原始性及野蛮性。《法经》诞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虽然《法经》摆脱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以刑统罪的刑法体系，改为以罪统刑，但是在对待刑罚的态度上却没有丝毫转变。《法经》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散发出原始氏族征战与统治的血腥气息。追问
特点～不是介绍
追答特点就是最后一句：充分
特点就是最后一句：法经充分体现了重刑主义的思想。
散发出原始氏族征战与统治的血腥气息
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从产生的时代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法经》是李悝为魏文侯师时编纂的，从李悝的生卒年月（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可以推定《法经》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而《十二铜表法》，是于公元前450年制定完毕，在公元前449年公布的。
《法经》与《十二铜表法》虽处于同一时代，但由于两者所处国家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也在背景、渊源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法经》产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时期，可以认定《法经》及《法经》所代表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其内容是受封建的自然经济关系所制约的。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到《法经》的史料是由《晋书·刑法志》记录下来的三国时期陈群、刘劭等人撰写的《魏律·序》，其中有这样的话“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晋书·刑法志》对《法经》有更加确切的说明：“是时（指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前）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随后《唐律疏议》中也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法典，造《法经》六篇。”《唐六典》注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至明末，董说在其编著的《七国考》的《魏刑法》一篇中，引用了东汉桓谭《新论》中关于《法经》的一段论述，对《法经》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自此之后，战国时代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便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但是，对于《法经》是否存在及有关《法经》材料的真伪，始终有学者有疑义，认为李悝著《法经》，战国时代的法家著作及《史记》、《汉书》中都未提及，而且董说在《七国考》中所引的桓谭《新论》在南宋时就已散佚。因此怀疑《法经》是后人的伪作。对此，我国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统的论证了《法经》的真实存在。其中何勤华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一般都应认可其真实性。对《法经》亦应如此。”笔者对此持赞同观点。追问
特点～不是介绍
追答(⊙o⊙)哦
《法经》的产生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立法精神、法典体例、立法技术等方面开中华法系之先河,可谓成就斐然.但是由于法典的制定都还处于中华法系的启蒙时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类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