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与钱币流通
三国时期刘备的益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故社会经济比北方发展较快。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北伐曹魏之始，诸葛亮又先后在汉中一带实行屯田制度，不仅减少了军粮运输，也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特别是成都的织锦“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蜀都成都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财货山积，纤丽星繁。”其兴盛景象可以想见。
孙吴所在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起步较晚，故最为落后。但由于这里战乱较少，加之北方人民大量迁居江南，给这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加之吴国建立前期又大力推行屯田制度，遂使耕田面积显著扩大，耕作技术和农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魏国创立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生畜的农民，统一组织耕种官田，这是组织流民归农的有效办法，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对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增强魏国的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辟面积，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连铜合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当时魏国有很多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城市，还和海外的一些国家有贸易交往，商业经济也很发达。
西晋统一全国后，农业上推出了占田制和课田制 ，这是西晋的主要土地制度。当时的西晋面临着经过三国长期战争后的经济萧条局面。西晋采取了奖励农桑、表彰生产的经济政策，召回流民，增加农业人口，表彰生产搞得好的官吏。此外兴修水利也取得了好的效果，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到了东晋时，我国南方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农业上生产技术有所提高，大量开垦荒地。实行精耕细作，推广牛耕使耕田的速度加快了，产量大为提高。兴修的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防治水患灾害，使得农作物得到更好的生长。手工业方面，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质量也更好。 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品种增加了，质量提高了。 当时纸张已经完全替代了竹简和绢锦。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总之三国之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逐渐稳定，经济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人们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之后发展经济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各地竞相铸钱，铸钱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据史书记载，当时铸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当时曾经把铸钱用的原材料——铁，拿出来“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可见钱币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当时人们的思想认为钱能操纵人的命运，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贪财如命。晋武帝卖官，钱入私门。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拿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碓，替别人舂米取酬，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可见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可见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规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
晋国统治阶级爱钱，唯钱是求，后世称为“钱鬼”。而这些也影响了社会上的人，金钱支配了人们的交往、言谈、行事等等。
我国古代用谷物、布帛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这种情况早在西汉就已出现，东汉时更加盛行。到我国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显得更加突出了。
据史书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期，在南北长期对立中，尽管战争总是不断，但在战争的空隙，经济的交往总是连绵不断，商品交换非常活跃；而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换中，货币的使用几乎废弃，在商品交换中都是使用绢帛。
从当时南朝、北朝商品交换的品种来看，北朝需要南朝的物品有甘蔗、橘柚，以及北方官员、贵族享用的高级奢侈品；南朝急需北朝的物品有：马匹、骆驼、皮毛制品等等。
当时南朝、北朝商品交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官方主办的“通市”，由南朝、北朝的官方主持；二是走私，这种走私在民间、官员、军队中间都有。据史书记载，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也就是宋国、魏国战后的第二年，北魏向宋国提出两国“互市”的要求，朝廷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江夏王义恭、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等，都表示赞成互市，但柳元景、王玄谟等大臣反对马上互市，理由是“虏虽说互市，实为窥测国情，答应了他们，必生边患”。但朝廷考虑到两国互市可取得不少的经济利益，最后还是同意了。
我国古时候经常用谷物、布帛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在王莽篡位及东汉时期，有时在市场上谷帛也代替货币充当过流通领域内的支付手段，只是到了南北朝时期，谷帛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时间最长、范围较广，以致在社会上曾经出现“废弃货币”、“忘记货币”、“不准使货币”的现象。这是因为市场上钱币缺乏。晋朝统治者主要沿用汉朝的“五铢钱”货币，因此，铸币数量不多，远远满足不了当时市场流通的需要。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记载，当时南朝的宋大臣范泰，曾写奏议反映国库货币减少，市场流通使用的货币奇缺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人们在市场上不得不用谷帛当做货币流通，而且货币制度也不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较大，魏晋前期，东晋、宋、齐、梁、陈偏安江南；后来，北方先有五胡十六国，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朝代相继更替。由于朝代不断改换，致使货币制度很不统一，南朝的货币制度在北朝行不通，北朝的货币制度在南朝也不能实行，所以人们宁肯在南朝、北朝商品交换中收受谷帛，而不愿意收受货币。当时市场物价波动剧烈，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南齐大臣刘缵看到北魏的市场上金、玉、珠宝价格比南朝低了好几倍，感到奇怪，北魏派出接待的主客令谎称：“我朝不重金玉，所以贱同瓦砾。”还有，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陕城镇将崔宽看到弘农这个地方出产的漆、蜡、竹、木价钱比南朝市场上便宜好几倍，于是他利用职权走私，发了大财。由此可见，当时南朝、北朝市场物价差别如此之大，人们认为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换中，收受谷帛比收受货币风险小，安全有可靠保证。以上这些就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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