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大多数社会，都是男女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有别的社会，他们试图说明这种差别怎么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左右。他们指出。如果两性行为的差异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那么各个时代、各个社会的两性角色行为模式理应相同。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并非如此。
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在1935年曾研究过新几内亚的3个部落，发现它们有迥然不同的男女角色模式。阿拉佩什部落的男人和女人均具有“女性化”特征：温和、顺从、互不侵犯、感情热烈、关系亲密；而竞争、进取、渴求新知识等所谓“男子寒气概”，在这里极为少见。与此相反，邻近的门杜古马部落男女则都具有“雄性化”特征：他们之间争强好都，关系冷峻，女人惧怕做母亲，母子之间也很少有亲密感情。第三个部落特哈布利的男女角色与大多数社会的情形相反：女人处于支配地位，而男人则是依从者，负责料理家务和抚养孩子，并花大量时间做手工活和闲聊。米德由此得出结论说，男女角色与其生物因素并无必然联系，而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使然。
社会因素对两性角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特殊社会条件下，欧美国家的许多男人必须从军上前线，妇女曾有机会去扮演“男子汉”的角色，她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不比男人差。但是，大战结束后，士兵们返回家园，重新需要就业。由于社会对男子就业特权的维护，社会舆论也开始大肆宣扬所谓“女人气质”，这使一部分追求男女平等的知识女性非常不满。随之掀起的“新女权运动”，既是针对传统的男女角色分工和两性差异的生物决定论的强烈攻击，并以此促进了性别学的研究和发展。
欧美国家“女性学”和“性别学”研究的成果和女权运动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男女角色差异的重新认识，挑战了许多传统的观念，及至影响到社会政策和立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欧美出现了社会性别概念，既用“sex”来指称人的生物性别，而用“gender”来指称人的社会性别。如今，社会性别一词已进入大多数国家及至联合国的官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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