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为了实现他所信奉的“仁政”，奔波于各国，游说于各诸侯之间。然而，孟子的游说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点作用。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而在战国更是如此。即使这样，孟子还是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能够为天下苍生谋求哪怕只是一国以内的和平。而前往了被秦国所打败，亟需重振国威的魏。然而，第一次见面梁惠王就说了“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话，对于梁惠王而言，利吾国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不明白怎样的利才是利吾国。于是，就有了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孟子眼中，以“仁义”实于天下，将使天下皆幸矣。这种利不是小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以百姓为优，以天下为先的大利。但在梁惠王眼中，如何帮助自己重获土地，重新获得昔有的声誉与威望，这种利才是他所要的利。但这只是蝇头小利，只是为了梁惠王一个人的一己之私的私利。所以，后来孟子又有了“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所以，司马迁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明知梁惠王只是这样的一个庸人而已，却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教化他，那么就可以有利于整个魏国百姓。只是，这样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泡影。孟子，不是不讲利，只是不讲私利，不讲小利，他所追求的是大义，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义。这样的坚持，使得孟子没有能够像驺衍等人一样取的生前的光辉，但这样的坚持也使得孟子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始，曾有好友壶遂问他：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意思即是问他为什么要做《史记》，当时，司马迁说明了两个理由：一为刺讥，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批判意识，辨明是非，决断疑惑，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治国者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时时警觉，把握前进的方向。二，则是颂扬。但是由于李陵事件，司马迁被迫施以宫刑。智者修身，仁者爱施，忠义之士好施舍，忍受耻辱必须勇于决断，行事在于立名。此五者，是君子立于世的根本。所以，祸之大者莫过于利欲熏心，悲痛之极莫过于伤心，行为的丑陋莫过于侮辱祖先，耻辱之极莫过于宫刑。而司马迁就接受了这样的耻辱，是一死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选择了后者，原因，就是孟子所说过的“利”。对于司马迁而言，自己一死确实可以解脱这种在世的耻辱和痛苦，但是，那样既不能完成《史记》的重任，也会被认为是求生乏术，罪大恶极，不能自免才去死的。如果活下来，那么《史记》就可以完成，那么至少为后世后人留下可供学习参照的只言片语，为后代的君王治理国家，后来的贤臣义士提供一点依据，为百姓创造一点福祉。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司马迁在屈辱中完成了《史记》。这样的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孟子与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映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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